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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报记者 游雪晴

　　盘古、伏羲、女娲、尧、舜、禹……这些名字虽然大家耳熟能详，但他们只出现在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谁也不知道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曾说：“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也就是说从商代开始才被认为是“信史”，而商代之前的历史，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和考古的直接证据，只能从文献保存的一些传说里管中窥豹。因此，中国朝代的起始点——夏朝（约公元前2146年—前1675年），一直被近现代史学界的一些专家质疑其存在的真实性。而夏朝之前的尧舜禹时代，是否真实存在就更显得谜雾重重，成为历史悬案。

　　然而，在不久前举行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确认了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王国都城，而且非常有可能是尧帝建立的都城——平阳。这无疑拨开了神话传说的面纱，为人们揭露了早期中国的真实样貌。

　　发现4000年前遗址

　　陶寺遗址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差不多相当于430个世界杯足球场地、7143个标准篮球场，堪称当时东亚地区第一大城市。

　　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为了寻找早期夏文化，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礼乐器、装饰品等珍贵文物。其中最早的红铜铸造铜铃与朱书文字，使学界开始认识到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夏文化探索等上古史考古方面的独特学术价值。

　　据《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主编、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陶寺遗址的范围，明确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质，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450年—前1900年。

　　陶寺是上古时代都城

　　然而，1978年至1985年的陶寺考古发掘与研究，未能解决陶寺是否为都城遗址这一问题。因此从1999年开始，考古学家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研究的目的在于判定陶寺遗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是否进入到国家。

　　此次发掘，发现了陶寺遗址中作为都城必须具备的诸多元素：城墙、王陵、宫城、平民居住区、手工业区、仓储区，以及礼仪性建筑。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何驽介绍，陶寺遗址显现出清晰而齐备的城市功能区划：宫城居城中偏北，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区被设置在城内东南部，从事农业的普通居民区设置在城内西北部，大型仓储区位于宫城外侧东部。另外，城市的东南有一处夯土基址，何驽推测是观象祭祀台及其附属建筑，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他还提到，在去年的发掘过程中，发现宫城正南门有两条伸出去很长的夯土，推测可能是“阙”的建筑基址。他解释，这种建筑类似于故宫午门两侧的雁翅楼，具有较强礼仪性。

　　此外，早期王级大墓中，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奢华的随葬品，与80%空无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鲜明对比，显现出当时社会复杂的等级制度、极度的贫富分化甚至阶级对立。

　　陶寺遗址与尧都契合度相当高

　　这些证据让越来越多的专家认可陶寺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功能区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再结合相关史料和传说的记载，有专家推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平阳。

　　临汾古称“平阳”，据史书记载，尧帝曾建都于此。而在这里的种种发现又证实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尧的活动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云翔表示，陶寺与尧都在空间与内涵上都有较高的吻合度。

　　在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灰坑内，考古人员发现一件残碎的陶扁壶上有朱红彩笔画的类似文字的符号痕迹。甲骨文专家罗琨将其上的两个文字释读为“易文”，即“明文”，与尧有关；考古专家冯时则认为是“文命”，同夏禹有关；后又释为“文邑”，同夏启有关。何弩认为，陶寺扁壶朱书释为“文尧”二字，“尧”既有“在黄土高原上用夯土板块建筑的大城”之意，也说明营建这座大城的杰出领袖即为“尧”。陶寺城址是黄土高原上已知唯一一座用夯土板块建造的都邑性大城。陶寺朱书“文尧”二字，可作为陶寺城址为尧都的文字证明。

　　为了进一步论证陶寺是尧都的推测，考古人员复原了在陶寺遗址中发现的观象台，它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可以观测到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20个节令，是迄今考古发掘与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还早几百年。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帝时代的天文学十分发达，而天文历法被认为是政权的某种象征，例如尧帝禅位于舜帝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而在举行禅让典礼时，尧帝要把天文仪器亲自授给舜帝：“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尧典》）。此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表示：“观象台与《尧典》中的尧让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来指导农业相契合。” 因此作为尧都的标志性建筑，陶寺观象台遗迹的发现是证实尧都的重要依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等，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此外，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

　　是否是尧都尚不能盖棺定论

　　虽然目前的大量证据都指向“陶寺就是尧都”，但考古学家们仍然表示，目前还没有到可以下定论的时候，陶寺与尧都之间的等号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研究。而这种研究离不开多学科的交流合作，尤其是考古学、历史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才能让证据链更加有说服力，更令人信服。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为，未来对陶寺遗址的研究应更加深入，进一步探讨陶寺文化的来龙去脉、陶寺城址的布局、功能等问题，加强多学科合作，将科学技术更多地运用到陶寺遗址的研究中。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陶寺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做到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之间相互促进，构建一种史前考古与现代科技手段联合攻关的学术范式。

　　虽然围绕陶寺遗址的争议仍然很多，但在王巍看来，这已经足以“改写历史”。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这标志着那时起中华民族已经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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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的未解之谜

　　通过挖掘陶寺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这个盛极一时的王国，在后期曾发生过一场“暴力革命”。

　　考古发现显示，陶寺中晚期之际，宫城遭到摧毁，宫殿台基被平毁，宫城内核心建筑被垃圾沟破坏，埋入死猪、死狗、被污辱的女性尸体等，进行亵渎。祭日的观象台和祭地的社坛均遭到破坏。观象台第三层台基夯土台基芯是举行迎日仪式的处所，被挖成圆坑注入水，以水克日火，而且还埋入战死者的尸体，以压胜巫术的方法亵渎天坛。陶寺中期的所有贵族墓葬被大规模有组织地捣毁，挫骨扬尸。考古学家指出，这一系列的行为政治报复特征显著。然而从日用品的风格分析，延绵数百年的“陶寺文化”大体是连续发展的，也就是说，报复者与生前显赫的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团。

　　于是新的疑惑产生了：“革命”虽然削去了陶寺社会金字塔的塔尖，但这个社会仍延续了百年左右才最后消失。在这百年里，陶寺失去了作为权力中心的都邑地位吗？它的社会上层在“革命”中仓皇出逃、另择新都，因而导致陶寺的衰落，还是这处都邑接近无政府状态，在高度的阶层分化后，社会归于“平等”，陶寺人在“共同贫困”中走完了他们最后一百年的历程？陶寺人的最终下落又如何？这些仍有待考古学家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