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沿边开放在我国对外开放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为沿边地区的开放和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将对沿边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赋予了沿边开放新的内涵。沿边地区是我国陆路疆界的边缘。在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阶段，沿边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区域布局中的边缘。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沿边地区由我国对外开放的边缘转向前沿，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和东西双向开放的节点和枢纽。沿边开放在我国对外开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显著提高，角色明显转换，功能作用得以强化。

　　“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沿边地区由我国对外开放的边缘转向前沿。边疆省区将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以前，从区位上讲，沿边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沿海、内陆和沿边）中的边缘。国家的优惠政策主要是鼓励边贸企业和边民与毗邻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合作。这是一种有限的局部开放。经过30多年对外开放（实施沿边开放也有20多年）的实践，从作用上讲，沿边开放在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体系中仍然比较边缘化。其发展滞后，难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一带一路”建设将从区位和作用两个方面转变沿边开放的角色，提升其战略地位，助推沿边地区由我国对外开放的边缘转向前沿，把其开放合作的市场扩展到亚欧非广大腹地。为适应这种转换，首先，国家要在政策上加大支持力度，要在资金、项目等资源方面加大配置力度。其次，沿边地区要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窗口与辐射地带的作用。沿边地区要科学总结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经验，要整合提升边境经济合作区并加快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要加强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体系，要构建与毗邻国地方务实合作的机制等，为“一带一路”建设先行先试、探索路径和方法，培育典型和示范性工程。

　　“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了沿边地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节点和枢纽功能。“一带一路”建设使沿边地区成了重要的“内”“外”对接区域。其对外开放的大通道作用更为凸显，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依存作用加强。这个枢纽和通道的功能、吞吐能力大小，与“一带一路”建设成正相关关系。能力大则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反之，则起约束和限制作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边境地区的贸易、投资、人文等流量会空前增加。一方面，对外开放的流量会随着合作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另一方面，以前从沿海进出的一部分流量也会发生转移效应，从沿边地区流向“一带一路”。因此，加强枢纽和通道的吞吐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一带一路”建设将全面营造沿边开放的良好周边环境。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酝酿深刻调整，亚欧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域内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共同愿望，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对周边国家有更大的吸引力，已经得到沿线大部分国家的响应和支持。相关建设的实施有利于化解和打破“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淡化矛盾和争议，增强战略互信，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全面改善和优化我国的周边发展环境。

　　“一带一路”建设将加快沿边开放步伐，提升开放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沿海继续领先、内陆发展加快与沿边薄弱滞后的区域格局。首先，对外开放总体水平存在差距。如综合反映对外开放水平的外贸依存度指标，近几年沿边地区平均为13%～14%，低于沿海50个百分点左右，实际也低于内陆。其次，对外开放相对水平存在差距。国家统计年报公布的反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七项指标占全国的比重，2014年沿边地区是“四升一平两降”，而内陆地区是“六升一降”，并且上升的幅度大部分高于沿边地区。再次，对外开放的绩效存在差距，也即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同。1992年我国实施沿边开放以来，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沿边为15.5%，分别低于同期内陆和沿海1个和0.6个百分点。“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沿边开放提供巨大的资源、市场、政策和环境机遇，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补齐沿边开放的短板，提升其质量，实现沿海、内陆与沿边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全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作者为黑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