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渊杂谭

　　长久以来，有关大学公共性和开放性的讨论似乎一直没能得出令各方都心服口服的结论。所以，大学正常教学秩序与国民参观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地生些事端。这不，中山大学某教授和校保卫处就因“能不能进入草坪上课”的问题“互撕”上了。

　　教授有理，认为大学校园里的高雅，正在于随处可见坐在树下读书的学生，围坐在草地上上课、讨论问题的老师和同学，以及倚偎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的情侣······但校保卫处也显得委屈，吐槽常有老人、孩子和推着婴儿车的人群在草坪上晒太阳，人走之后，草地上一片垃圾······

　　不可否认，从过去到现在，开放的校园确实对大学环境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拥有堪比园林美景的北大、武大、厦大等，常年受到游客“骚扰”，尤其是樱花季的武大，无论对学生、学校还是游客而言都是灾难。又比如校园道路上有很多步行和骑自行车的学生，也就往往成为机动车事故多发地段。总之，似有种种苦衷，许多大学降低了开放度，用各种限制手段代替管理。

　　然而，以堵代疏从来就是解决问题的下策，在大学之开放性问题上，更属下下策。例如厦大对“游客”限流，马上就出现各种神通广大的“黄牛”，收费带人抄小路、翻墙进入校园。再回到上述中山大学的例子，限制所有人进入草坪，却将本该享有优雅环境的师生也一并拒之“草”外。对存在的问题不加以深究，拿不出科学的精细化管理方案，依赖这种一“限”了之的模式，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徒增一些新麻烦。

　　实在不想在此多费口舌去举牛津剑桥等例子，没有围墙的大学早已是国际惯例。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更是如织，却丝毫不破坏学府的醇厚和庄重。再看我们因围墙而封闭的大学，围墙似乎又起不到封闭作用。找到徘徊在厦大周边的“黄牛”，就能带你逾墙而入。针对此事，某专栏作家写了一篇文章，光看标题就来的一针见血、酸爽痛快——《花20块钱进门的大学永远不配一流》。

　　进门观光只不过体现了大学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初级水平。实际上，图书馆、体育场、食堂等公共设施都应有条件地面向公众开放，尤其是图书馆。记得读研究生时做新闻史作业，去北大图书馆查阅民国旧报刊资料，小心翻看发黄的新闻纸，一种对学问的敬畏感油然而生。而这些旧报刊原件，国家图书馆或许都是没有的。

　　正是个体发自内心而生的敬畏感，弥漫在了大学四周的空气中，才能凝萃为一种精神围墙。这堵墙围住的是对良知底线的恪守、对独立人格的修养、对学问真理的追寻。至于大学里面的古籍、古树、古建等，恰是面向公众，濡养敬畏感的资源。打开有形的墙，浇筑无形的墙，方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当然，过程一定会有些“凌乱”，但也真正考验管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