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江娜李飞

　　数十层高的写字楼，全球连锁的快餐店，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浙江省温州市虹桥镇东街村，一点也看不出农村的样子。看起来，它就像一个城区。

　　但是，东街村这两年面临的问题，和温州市乃至全国许许多多其他村庄一样，是个典型的“农村问题”：村集体经济发展了，村民要求产权改革；村集体经济要继续发展，也需要产权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00多项改革任务中，有超过50项和农业农村有关，其中的重头戏就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2011年，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批复在全国建立首批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其中，浙江温州市、上海闵行区、湖北武汉市、大连甘井子区等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任务。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正是农村产权制度体系下的重要部分。

　　“当年搞‘三分三改’，理清了改革关系，现在更是明确了‘确权、赋权、活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主线”，在赴试验区采访的第一站，浙江省温州市委农办副主任谢小荣告诉记者：“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要把财产权利，尤其是集体经济产权，交到农民手中，并非易事：谁有份、怎么分、分了之后如何交易，一个个问题都需要农村改革试验区用实践来回答。

　　谁有份

　　既要结合现实，给“谁有份”难题开出一副能见效的好药方；也要尊重历史，给曾经放弃了自己那份的村民配一副后悔药。

　　从“大家都有份，但不知道有几份”，到“你有五份，我有三份”，村集体资产量化到人，好处不用多说，但是困难也同样摆在面上：凭什么他有份，我没份？

　　集体经济谁有份，是摆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2013年6月，温州市虹桥镇东街村34名农嫁女及其子女与村委会打了一桩官司：农嫁女们不满的是“以前村里分点啥，都有我们的份儿，领了结婚证以后就啥也没有了”，因此，向乐清市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享受村集体资产分配权。

　　在这场官司之前，东街村委会的依据是一份2012年底，由东街村党委、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和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制小组联合制定的村级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不过，“村规民约和村民会议集体通过的方案，可能存在‘多数人暴政’，东街村农嫁女状告村委会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明确的法规来确认量化对象，就会滋生大量矛盾。”温州市委农办农村改革处处长徐炯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为我市农村综合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里面明确规定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加强在册农业户口的“农嫁女”的合法权利保护，使其享有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同等的分配权。

　　有了这部法规，农嫁女“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村集体资产的量化对象。温州农村产权改革制度的设计者，也从这场官司中获得一个宝贵的集体资产量化对象确认原则：宜宽不宜严、宜纳不宜排、宜配不宜补、宜简不宜繁。

　　巧合的是，同为农村产权改革试验区的上海市闵行区，也有一个虹桥镇，同样在探索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如果说乐清市虹桥镇的难题是如何开一个“谁有份”的药方，那么闵行区虹桥镇的难题就是怎样给曾经放弃自己那份的村民配一副后悔药。

　　闵行区是上海的城乡结合区，随着上海变得“越来越大”，虹桥镇不少村成了无农田、无农民、无农宅的“三无村”。但是，村级组织和村里的集体经济资产还在，改制的难题没有凭空消失。

　　事实上，早在10年前，虹桥镇的红欣村、先锋村和红春村就已经开始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改制：资产量化，按农龄分给村民，村民入股组建股份合作社。但是，当时有的村民直接把股权兑成了现金，还有的村民留下一半的钱，只入了一半的股。到了分红的时候，入股的村民尝到了甜头，没入股的、少入股的村民只能看着眼红。

　　2011年，虹桥镇再次启动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这一次，各村不再允许用股权兑换现金，而是100%资产量化，100%村民入股。先期改革的红欣村等三个村进行再次改革，没有入股的村民可以重新入股，股份不足的可以补足股份——，有了这副后悔药，村里前一场股改的后遗症，彻底没有了。

　　怎么分

　　股权分配合理，会带来分红，分配不合理，会产生分歧。股权设置上要在公平的基础上包容一些，前期工作要尽可能地扎实一些。

　　与“谁有份”一并而来的，还有“怎么分”的难题。村集体经济股权设置稍有不慎，就会埋下不公平的隐患，危及农村社会稳定。

　　不患寡，而患不均，“怎么分”一度困扰温州市鹿城区龙方村长达十几年之久。早在2002年，鹿城区就有洪殿村等9个村陆续启动股改，其中5个村完成了改制。5个村的股东年年分红，龙方村村民看了不免“眼红”。但在村委会看来，股改不仅会带来分红，也会产生分歧。尤其是当时市、区并无一套详细的政策指导意见，而龙方村是个城中村，村情又十分复杂，村干部夹在中间，两头为难。

　　2011年，温州市全面铺开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鹿城区及时出台一系列股改政策，龙方村感觉到启动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时机成熟了。

　　为了最大化消除不公平隐患，龙方村没有设置集体股，规避了二次量化的风险。个人股由人口福利股、劳动贡献股和土地承包权股组成，比例分别为34%、33%和33%。三种股权的设置中还考虑到妇女、儿童、定销户等特殊群体，平衡了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2013年1月，龙方村顺利完成了股改。

　　循着“温州改革”历来的轨迹：自下而上的探索很快演变为自上而下的政策行为。温州各村在集体资产股权设置上，普遍不设集体股，只设个人股，个人股也由多部分组成，实行“生不增、死不减、长不加、走不收”的静态管理。目前，温州全市99.2%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完成了股改，量化集体净资产165亿元，680.9万社员持股，而且“很清楚自己持有几份”。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集体资产雄厚，一直是其他镇羡慕的福利大镇。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之前，该镇9个村2.2万人的福利支出超过1亿元。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号上村为了最大程度地弱化矛盾，专门研究了18条统计农龄的办法，对4个村民小组1200多人按两个时间段做了统计。农龄张贴出来，一目了然，分得最少的村民也心服口服。

　　如何用

　　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不是一分了之，它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社员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能通过股权交易真正感受到权利在自己手上。

　　在解决了“谁有份”、“怎么分”两个与“确权”密切相关的问题后，改革试验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赋权”和“活权”上。

　　占有集体资产股份，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分红。过去两年，温州全市集体经济股份分红达2.98亿元，龙方村社员分红超过1万元，东街村也在5000元左右。

　　除了分红外，股权还可以质押授信、资金互助。在苍南县河底高村，村里的旧房改造和农贸市场提升改造就是靠着股权质押，获得了2.5亿元的贷款授信额才实现的。在洞头县岙仔村，集体资产量化股份出资300万元，组建了农村资金互助会，用于本村社员海产养殖、捕捞及渔家乐，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实现盈利60多万元。

　　在温州，像这样的带着泥巴味的改革探索还有很多，长虹村的股权流转交易就是一例。乐清市柳市镇有个“中国电器城”，这座“城”就建在长虹村。这些年，随着电器产业的不断发展，长虹村越来越小，村集体经济越来越大。2012年2月，长虹村完成了股改，股份经济合作社每股股金20万元。

　　一下子有了这么一大笔资金，社员们有的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有的想做点生意，还有的想还一还以前欠下的债。这些想法能否实现，全看股权如何变现了。长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规定，个人转让得来的股权不得超过总股权的10%，个人可转让部分股权不能超过社员自有股权的50%。两个“不能超过”未雨绸缪，既满足了村民的资金需求，也不影响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还确保了每个社员都可以获得可持续的收益。

　　村民间的集体经济股权交易，毕竟不规范，容易滋生矛盾。“温州市农投集团和金投集团共同出资，设立了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下辖8个县市相应成立农村产权交易分中心，108个乡镇和涉农街道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温州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郑朝晖向记者介绍说。

　　“交易平台上可以交易的产权品种有12类，目前交易较多的是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谢小荣打了个形象地比喻：高速路已经修好了，现在主要跑两款车，其他车想跑随时可以跑，不想跑也不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