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阮蓓

　　“经济发展很快，农村变化很大，农民看起来很幸福。”隆冬时节，在古韵唐风的四川蒲江县明月村明月窑，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对邛窑旧址与文化项目的“联姻”赞不绝口，用三个“很”字形容他此次访问成都美丽乡村的感想。而不久前在当地举行的首届中国美丽乡村（天府）论坛，更是汇集了国内外众多知名院校的学者专家，共话四川“业兴家富村美人和”幸福美丽新村，为“2020年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汇智聚力。

　　“成都这几个郊县的建设水平，我认为不仅是在国领先，在国际上都是非常好的社区，甚至换一个角度说，农村是城市的高档式。”多年前亲见都江堰灾后重建巨大成就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党国英教授对成都新农村建设给予了极高评价，并从美丽乡村建设的景观建设角度，分析美丽乡村建设要处理好与农业现代化、土地承载力规划、产权改革、城乡人口布局规划等四方面关系，“我国现在有50多万个行政村，全部建设一遍肯定不现实，所以要把美丽乡村建设和美丽城市建设结合起来，特别是小城市建设。如果让城市人拥有足够的空间去建设花园，也可以留得住乡愁。”

　　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新农村建设发展研究院院长邓良基则论述了美丽乡村的内涵：一是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服务均等；二是人口聚集适度；三是居民群体新型；四是村落院落特色鲜明；五是文化传承良好；六是建设模式科学合理，治理模式探索创新；七是发展体系可持续，包括坚实的产业循环支撑和稳定居民增收渠道，合理的集体经济规模，良性的建设投入机制等。“要把传承农耕文明作为灵魂，把协同生产生活生态作为底蕴，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基础，把构建村园林体系作为形态，把业兴、家富、人和、村美作为状态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当人们用工业文明视角看待乡村时，或许乡村不能提供诱人的物质收益，对推动GDP增加效果也并不显著。”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认为，如果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看待乡村时，就会发现其具有城市不可替代的价值。“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乡村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具有传统文化的保存功能。在朱启臻看来，村落还承载着重要的教化价值，通过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内化为行为的指导准则。“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村落属于‘野’的范畴，但确是立国之本，‘礼失求诸野’，村落教化之于国家或社会的维稳作用无可替代。”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宇振荣在介绍“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统一管护方法和技术时提到，要把生物多样性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指标。宇振荣指出，我国现在的问题是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土地整治、新农村建设等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导致生态的亚健康；沟路林渠田、山水林田湖格局和景观特征消失，导致文化消失，出现“千村一面”现象。“欧盟从2001年开始建设高自然价值农田（保护生物多样性），这是有机农业发展重要的指标。对我们而言，既需要观念上的改变，也需要一定时间。”

　　台湾水保局农村建设组组长、农村发展基金会专家陈俊荣在论坛上分享了当地推动农村再生的经验及做法。陈俊荣说，台湾在2010年8月通过一部专法——《农村再生条例》，规定十年设置1500亿元新台币的农村再生基金，吸引青年返乡或强化农村人力培育，发展绿色产业，加强人文关怀，构造健康、获得全面认同的一个幸福农村。“台湾有4362个农村，每一个村都接受培根计划训练，上课时间、地点配合居民需要；在执行上，社区自己提出要做什么再报县政府，然后再上报、再执行。农村再生本质上是人的再生。整个农村再生运动主要分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社区发展，二是产业发展。”

　　从东京大学退休后来到四川大学任教的小出治教授介绍说：“日本土地较少，采取水培技术发展农业比较可行；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我们考虑如何进行能源的再循环，多建设利用风能、太阳能来供给能量需求的智能化社区；考虑六次产业化，包括农业、商业产业等等，建设行为主要靠激活农村内部动力，而不是靠行政来压制。”

　　论坛上，农业部与四川省签订美丽乡村共建框架协议，并发表首个《中国美丽乡村论坛宣言》。“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美丽乡村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方略的现实依托。”农业部科教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了2015年全国美丽乡村建设取得的两项重大进展：一是出台了美丽乡村建设国家标准，使美丽乡村建设从此有规可依，走上标准化轨道；二是打响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2016年开始将启动美丽乡村创建国家级试点县建设，此次全国首个美丽乡村部省共建协议的签订，将有利于发挥部省两级力量，共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