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20日，中国成功接入国际专线，宣告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开启；1998年7月8日，“网民”一词诞生。我们与互联网邂逅，继而几近朝夕相处，不少富有胆识的创业者又在互联网大潮中搏击雄起，然而，对于互联网，今天谁能说已经完全弄懂？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昨天揭幕，与会嘉宾精彩的分享解答了许多疑惑。我们还在会前、在场外采访了专家学者、互联网行业弄潮者，追问许多问题的答案。

　　网上购物，捡便宜思维已“OUT”？

　　■本报记者 唐烨 本报实习生 张帅

　　这两个月，正赶上电商购物节轮番上阵，什么“双十一”、“双十二”，还有各种大小电商造出来的购物节。全民狂欢，来了一次彻彻底底地大采购。

　　尽管天猫、京东等不少电商平台都宣传已经开始转型，主打消费升级牌，但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折扣还是吸引他们投身各种电商节的主要原因。一些第二梯队的电商大佬甚至拿天猫、京东做标杆，拼的就是价格要比它们低。

　　网上购物真得还合算吗？

　　“恐怕不一定，哪怕是在电商大促时候。”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副教授向屹在“双十一”期间做了一个调研，发现某知名大型电商平台超市中55%的商品售价，反而比一般的线下大卖场要贵；有些服装品牌在网上号称“赔本销售”，售价也的确非常便宜，但其实是上一季商品，商家在拼命去库存，这样的过季商品在线下商场中同样非常便宜。

　　“网上店铺有个很大的成本是——‘引流’，就是把流量引过来，吸引消费者关注和光顾。现在网上的店铺太多，如果没有一定的网上推广与营销，一家店铺很难被很多消费者关注到。”向屹说，正因为线上营销越来越火，所以引流成本也在水涨船高。

　　以从电商起家的卖家“韩都衣舍”为例，现在其成本中有20%到30%被用来进行网上营销。这部分营销费用比例已经接近线下品牌商。如果再加上线上店铺可能需要承担的退货、包邮等费用，其成本就更高了。此外，现在很多电商平台对商家并非免费开放，而是通过商家返点进行收费，即商家交易额越高，电商平台的收入就越高，这部分费用也要算到网上店铺的成本中去。所以，一家网店也许会在电商大促时拿出一两个商品，实实在在做打折促销，但从店铺整体销售上看，它的毛利率一定不会太低，否则它是没办法在现在的电商环境下存活下来的。

　　网购是为了便宜，这还是很多人的思维惯性，这也是我们很多人还不懂得互联网的地方之一。

　　“认为网购就是捡便宜的想法，已经过时了。”一个电商平台的卖家私下这样表示。

　　“在电商行业发展初期，电商销售低价货与当时中国经济大环境、消费者购物心态等都有关。当时的电商发展模式也遵循着‘集市低价’模式。如今，消费者需求与习惯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消费者不但关注价格，更关注品质。”

　　实际上，尽管现在“双十一”、“双十二”等购物节还在办，折扣也仍旧会是主打牌，但不少电商已经在判断国家形势、下注未来产业，走在转型路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类跨境电商，将海外热销品带到国内消费者面前；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从廉价产品起家，近年开始在平台上大量引入高端消费品、大件耐用消费品等。

　　互联网发展21年，我们不懂的地方还多着呢。

　　码农的江湖，风起云涌又一波

　　■本报记者 徐蒙

　　在上海，30出头，工龄不足10年，能拿多少薪水？

　　“可以给到30万元年薪，甚至更高，只要是有经验，能力在平均线以上的‘码农’。”一名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猎头给出回答。

　　相同的年纪、经验之下，“码农”们的收入不逊于任何一个行业。

　　码农，是这群人自嘲式的称呼。他们还有其他称呼，比如程序员、软件工程师，等等。十年前，上海高校计算机系毕业、进入互联网公司的码农，一般月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差不多是当时上海商品房平均单价；十年过去，码农成了少数薪水紧跟上海房价的职业。

　　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十年间和房地产发展速度并驾齐驱的，几乎也只有互联网行业了。

　　走进“码农的江湖”，通过他们的眼睛，能发现中国互联网经济最真实的一面。

　　江湖兴替

　　2006年，杜翰（化名）从上海名牌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当年班上90%的同学去了外企，少数人求稳去了国有四大银行，而国内互联网企业，根本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杜翰回忆，其中世界闻名的软件企业W公司是当时计算机系学生的梦想，一个班也就两三个佼佼者能进去。杜翰的成绩并不突出，但面试时展现出很强的问题解决能力，幸运地进入W公司。

　　那时互联网还是以PC为主的时代，中国需要外资巨头的技术，因此外企在华业务很多，需要扩军，大量中国最优秀的计算机系毕业生加入其中。和今天比起来，那时的中国互联网，是一个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江湖。

　　那时候，谷歌在中国大陆如日中天，虽然后起之秀百度发展迅速，但面对“老大哥”，压力巨大。当年网民眼中的腾讯就是一只傻乎乎的企鹅，QQ用户庞大，但也就是一种即时通讯工具；至于今天的武林盟主阿里巴巴，那时还是无名之辈。

　　在杜翰看来，当时包括BAT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开始壮大，但面对外企，都是忧心忡忡，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这种感觉，一方面来自自身技术、人才与世界的现实差距，另一方面则是担心未来外资巨头步步紧逼，垄断市场，会被彻底击败。杜翰在W公司做得顺风顺水，他在上海成家立业，房子从外环边上，换到了内环内。可就在换房子时，他感到周围的环境变了。

　　“那是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大陆，中国互联网公司纷纷起来了。”杜翰说，当时听闻一些同事、同学离开外企，去了国内互联网企业，平时收入比外企还是要低一些，但差距已经不大了。由于国内企业还在拼命打市场，工资虽不高，但激励不少，收入波动不小。“外企年终奖也就是一两个月薪金，一次同学聚会，听说腾讯年终发了6个月薪水，还有公司发18个月的，这在外企根本不可能。”

　　杜翰的同学们还说，离开外企，收入并不是最重要的。外企在中国开展的业务虽大，但核心平台、核心产品开发都不在本土，在中国多是本土化的转化工作。因此外企的中国码农们成就感不足，能力成长也慢，久而久之，难免心生倦意。

　　2012年开始，形势完全反转。标志是移动互联网兴起，外企没有赶上这波潮流，被国内企业完全甩在身后。一方面BAT占领了数亿人的大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国内企业上市，变得财大气粗，他们对人才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

　　2012年到2013年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杜翰和他的同事就会接到猎头电话，很多时候他们也搞不清对方怎么会联系到自己。很快，更多同事投奔BAT等企业，他们一去就在技术部门中占据核心位置，这时，刺激到留守者们的不止是丰厚的年终奖，还有令人羡慕的股权。那时阿里给跳槽去的外企技术骨干股权，出手阔绰，常常几万股地给，敲钟上市后，这些人都成了千万富翁。

　　最终的“临门一脚”发生在2014年，外资IT企业裁员潮开始，包括不少中国内地的一线程序员，失去了工作。

　　杜翰的薪水两年没有增长。去年年中，当猎头电话再次响起时，杜翰再没有犹豫和拒绝，他放弃做了8年的外企工作，转投阿里巴巴的怀抱。结果在阿里，杜翰发现一位中学时的老同学，三本大学毕业的码农，2008年找不到工作去了阿里，如今早已财务自由。

　　纷争再起

　　江湖中，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哪怕是整天对着电脑、不善交际的码农们，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今年下半年以来，业界盛传BAT过冬了，不再大举扩张，新放出的招牌岗位越来越少。业内人士则表示，真正的情况并不是BAT过冬，而是因为这些国内互联网巨头已经各占山头，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不需要像过去几年那样大举扩军。以阿里巴巴为例，其内部资深员工告知，去年一年公司增加了1万多名员工，马云觉得发展太快了，前期吃下的东西，必须花点时间消化。

　　江湖三大门派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后起之秀们又掀起波澜。猎头行业人士告知，如今在上海，一名出色的软件工程师，会是众多新兴互联网公司争抢的优质资源，成功挖得墙角后，公司不仅会为码农开出漂亮薪水，还常常会给予猎头常规报酬之外的额外奖励。

　　“现在互联网行业里最火的，是和房子、车子沾边的东西，比如互联网房产中介、房屋租赁、网上二手车、约租车等等。”程序员王辉（化名）最近从运营商企业跳槽到一家汽车电商公司，经历一连串应聘面试之后，他对于江湖里的新动向很是熟悉。

　　王辉的新旧单位，都是国有企业，新单位机制更灵活，收入至少是市场化的水平。在老单位，新进的程序员月薪只有3000元，每年上涨5%，三四年后，还比不上市场上给应届生的价格。今年夏天，一波互联网企业挖人高峰中，他在猎聘、智联上投出简历，开始做起了“面霸”。

　　一次王辉周五接到通知，周六就赶到南京路上一家互联网企业面试。公司招人招得很急，三轮面试放在一起，他很快顺利通过。不过面试结束，王辉也没了加入公司的心思，“礼拜六，从将到兵，都在加班，码农们拼了命地在写代码……”

　　面试的经历让王辉对体制内外企业有了对比，他打了个虽然不一定对但挺形象的比方：“体制内企业部门领导换得快，所以只要摘果子，不着急种树；互联网私企着急的则是种树、卖树，不需要摘果子。”王辉发现不少新兴互联网企业很少讲利润、讲收入，而是通过烧钱，拼命扩张、积累用户，等着一轮轮融资买单，最后指望着上市发财，因此非常急于招兵买马。“很多创业者目的不是卖产品，而是卖企业。”王辉说，他对在这些企业工作，心存疑虑。

　　最终，王辉选择了一家国企背景的汽车电商公司，他认为这家企业至少不是“卖企业”的做派，而是踏踏实实发展业务、打造模式的。

　　王辉的想法具有一定代表性，理工科出身的码农，大多数热爱技术，他们期望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追求技术上的推陈出新，而不是没日没夜地做机械式的重复劳动，只为了配合老板，把公司卖掉。

　　对一线码农们而言，近年来生活体面，收入增长，机会很多，但不少人还是有着遗憾。“硅谷企业注重技术创新，国内一些新兴互联网企业以玩模式、炒概念为主。”杜翰表示。

　　杜翰认为，BAT等国内互联网企业要好一些，它们走过了野蛮生长阶段，如今在做大量技术创新。但相比外企，文化还是不一样，国内企业的码农，强调执行力，不需要太多创新；外企则重视个体的创造力，以及基于个性化的团队化学反应。

　　“即便到了现在，国内码农个体综合实力和外企的距离依然很大，我们好比是一帮土枪土炮，要去攻克许多世界难题。”杜翰说，比如面对“双十一”期间的极限流量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阿里必须用“土枪土炮”、“人海战术”攻下来。好在经历了这一系列攻关后，中国互联网企业积累了经验，如今在这些领域，阿里等国内企业已经像中国高铁一样，到了向国外反向输出技术的时候了。

　　“更冷静一点”，“更踏实一些”，“要沉得住气，也要有自信”，这是采访时听到的中国码农们的普遍心声，也是他们对于弱冠之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由衷期望。

　　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

　　机会在城外也在自己眼皮底下

　　■本报记者 任翀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几乎在整个互联网生态圈都能看到这些互联网巨头的力量，它们不断推陈出新、攻城略地，收购、投资、合并……

　　在巨头们雄厚的实力面前，创业者还有没有成功的可能？被公认为互联网元老级人物的雷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放出“安慰话”：中国互联网还有很大的机会。

　　BAT并没有垄断整个市场，下一次机会在城外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未来是属于创业者的，但是归根到底是属于BAT的。”雷军没有讳言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他认为，目前来看，BAT并没有垄断整个市场。雷军的这句话实则包含这样一层含义：只要有实力，谁都可能胜出。

　　雷军搬出了历史：2005年，BAT的格局尚未形成，中国市场上最厉害的是三大门户。不过，即便在三大门户“压顶”的态势下，中国依旧崛起了各种互联网创业创新项目，而且没过多久，就出现了BAT。

　　所以，雷军认为中国互联网将经历一轮一轮的迭代，即便当前巨头林立，创业公司依旧有机会。虽然从眼下看，初创公司的发展可能面对各种挑战，包括来自巨头的压力，但从长远看，中国互联网市场还大有机会。

　　“现在，只是移动互联网革命的第一阶段。”雷军指出了一个潜力市场：广袤的农村经济，“‘互联网+农村’ 造就的市场至少会让中国互联网市场规模大一倍。”

　　他解释，中国人口超过13亿，其中8亿农民，农业占比非常大。以往，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城市带动，农村依旧比较落后。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4G网络在农村的覆盖，使得教育程度不高的大部分农民也能使用智能手机以及IT技术。

　　“谈到农村互联网，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农村的基数虽然很大，但是消费力没城市这么大。”雷军自问自答表示，农村互联网并非局限于农村消费本身，而是一个更大的概念，“我们在城市里消费的所有农产品，整个流通环节就让你瞠目结舌——一个苹果在产地5毛钱，我们在超市和水果摊买到的时候，已经变成5元钱，里面有10倍的价格差距。”此外，农产品生产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今天这里丰收了，却遭遇卖不出去过剩的问题；明天市场有需求了，却又变成歉收。可见，将农产品等相关信息无缝打通和链接，迫在眉睫。

　　在雷军看来，“互联网+农村”的第一个机会，就是用城市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去帮助农民生产，带动整个农村经济。

　　上半年热得发疯，下半年冷得发疯

　　雷军并不否认，今年中国互联网创业环境跌宕起伏：“今年的市场真的让人有点看不懂，上半年热得发疯，下半年冷得发疯，整个创业环境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不过他不认为眼下的资本寒冬不利于创业者，反而是能够鼓励创业者静下心来做产品、静下心来琢磨业务策略、静下心来服务用户。

　　在他看来，资本过热有很多负面影响。“在资本过热的时候，市场不给你时间，有的融资能力强，砸一大把钱就把创业者砸死了，于是一些好的创意就被扼杀，创业者的积极性也被扼杀。”

　　事实上，研发具有创新或者颠覆性的产品需要时间，需要冷静。雷军认为，做成一个企业，基本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完成。“像阿里巴巴从成立到上市用了15年，金山从创办到上市也用了19年。所以，如果只是想短期拿回报、撞运气的话，不建议大家创业。我觉得，做一家企业，就是要有稍微长期的打算，不是说一辈子，怎么也得有个五年十年的打算。”

　　另一方面，雷军认为很多热门的行业也需要静心对待，花时间去培养。他以当下大热的IOT（物联网）举例：“用手机控制窗帘看起来不难，做一个智能手机程序就可以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真想把窗帘打开是很难的，比如我家装修时已经装了电动窗帘，用的是强电控制的传统开关，现在要换成一个手机控制的智能开关，很复杂，没有人会换、也没有人敢换。可见，目前还存在很多门槛，并不是有了智能手机程序，窗帘就能打开。不过，未来的房屋装修会用智能开关，我们可能要用10年以上的耐心，才能真正确立手机开关窗帘的场景。”

　　不可否认，IOT拥有很好的前景。但就当下实际应用看，真正实现万物互联的场景还不多，真正给出有效解决方式的企业也不多。大部分IOT场景都需要时间去推广和验证，对创业者来说，也需要时间去静心研究和发展。

　　他还分享了小米发展IOT的经验：“现在的市场痛点在哪里？在于大家买了一个智能设备，连了半天连不上去，装一堆的APP觉得很烦。小米就是要把这个过程变得简单——这就与很多人喜欢买苹果产品一样，因为苹果产品的可兼容性好、连接设备多。换句话说，就是要体现生态链的价值。”目前在小米生态中已有接近100家企业，从智能硬件到互联网服务，从发布平台到内容产业，目标是打造一个全方位的生态链。虽然构建生态链需要很多功夫、花费很多时间，但从长远看，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投资，也能实现“连接一切”的战略。

　　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与研究院院长范剑青

　　大数据人才短缺是全球共同性问题

　　■本报记者 唐烨

　　“互联网让我们处于数据的海洋和云端，如何用好大数据、怎样培养大数据分析人才，是目前全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和研究院院长范剑青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大数据能够帮助政府更好地进行公共政策决策，政府应该尽快建立与完善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机制；大数据人才短缺是全球共同性问题，中国有机会培养出更多优秀大数据人才。

　　未来经济=资本＋劳动力＋数据

　　“我们时刻处在数据的海洋和云端里。”范剑青说，难以数计的数码探测仪被安装在工业设备、汽车、电子仪表、集装箱里。这些数码探测仪可以实时测量和传递各种各样的数据信息。上千万的摄像头，数亿部的智能电话，几十亿次的网页搜索和社交网络上的对话产生巨大的数据，其中包括公共安全、公共卫生、消费倾向、商业活动、经济走势等信息。无数次的科学实验和观察产生从天文到地理、从物理到化学的科学大数据。海量数据的收集促成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每天我们都在感受大数据的存在。范剑青举例说，现在，美国沃尔玛的存货、进货多少都基于大数据分析，大数据提高了商业运行效率。有研究报告说，在应用了大数据后，沃尔玛可以节省60%的费用。在他研究的精准医疗领域，基于遗传学、基因学研究与临床经验，将大数据融合在一起，能更精准地进行疾病的判断，了解机理。像我们每天上网都在使用的搜索引擎，也是对大数据的一种应用。

　　“可以说，过去的经济是依靠 ‘资本＋劳动力’，未来的经济将依靠‘资本＋劳动力＋数据’。”

　　要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机制

　　在公共政策领域，大数据被各国政府公认为是决策的信息源泉。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很多公共政策都是基于大数据作出。“美国央行对加息与否的判断，是在分析处理全美各地企业生产、个人消费、商务活动等大数据基础上作出的决定。”

　　范剑青认为，基于互联网产生的大数据对于政府决策产生很强的正向作用。“过去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很多信息无法搜集或者获得的信息不准确，造成政府作出的决策会有所偏颇。如今，互联网产生了大量的、即时的数据，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作出决策。”

　　“很多数据之间是有一定关联的，可以从一个数据推导出另一个数据是否准确。在大数据面前，统计造假是有困难的。”

　　各国政府都在探讨如何即时搜到社会信息，来向社会反馈，做出相应政策，引导社会进一步发展，使得社会运行更有效。“基于大数据进行公共政策的决策，各国政府都有尝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用得更好：数据更加准确，分析处理更加科学等。中国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也是基于大数据作出，但中国还需要逐步建立与完善依靠大数据的政府决策机制。”

　　范剑青表示，未来自己将在上海停留更多时间，希望有机会参与到政府的公共决策中，愿意提供合理建议与技术上的支持。

　　中国有机会在大数据人才竞争中赶超

　　大数据应用前景广阔，人才却是瓶颈。

　　“大数据人才短缺是全球共同性问题。”范剑青说，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指出，到2018年，美国大数据人才缺口为150万人。

　　大数据科学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范剑青说，大数据科学是大数据系统与计算，和大数据统计与分析的有机结合。大数据很“大”，要能将这么多数据“搬得动”，就必须对大数据系统及数据库有所了解，这就需要计算机学知识；但光运输大数据还不够，还要能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提取出有用信息，这就需要统计学知识。但沿用原来的计算机学、统计学等方法又是不够的，因为大数据大了、多了，就会产生很多新的分析和建模问题，需要新的分析方法来解决，其计算复杂性也大量增加，也需要发展大数据的计算。此外，大数据科学不能停留在理论，还要与某个行业相结合，这就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学科知识实现大数据的应用。

　　“短短几年，国际上的很多知名高校，包括美国的普林斯顿、哈佛、麻省理工、伯克利、斯坦福、哥伦比亚、密歇根等大学，英国的图灵研究院、剑桥、牛津、爱丁堡大学等，都建立了大数据研究院，着力培养大数据人才和加强研究。”

　　对高校大数据人才的培养，教学思路很重要。范剑青认为，大数据科学课程的设计应对计算机学、统计学、计算数学进行有效的整合，并与其他学科的知识相结合。“这不是现有课程重组的新套餐，而是为数据科学重新设计、认真选材的新课程。它应根据大数据的特点进行多方面的基础教育，应该比统计学科懂更多的计算机技术，比计算科学学更多的统计学和数学知识。”

　　在范剑青看来，中国在大数据某些方面的研发技术挺先进，例如在图像识别、人工智能等方面，百度、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都做得很出色。“不过，与美国相比，在大数据人才的基础性培养上，中国还需要加把劲。”范剑青表示，中国学生中数学、计算机、统计学好的人，一点都不比美国少，因此在大数据这个全新领域，应该有信心与机会走出更多优秀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院院长李建华

　　网络空间安全已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

　　■本报记者 任翀

　　网络安全被世界互联网大会与会人士所关注，因为再也没有哪个维度能比网络安全在全球范围更有共通性了。“以前的网络安全是一个扁平化的概念，但现在我们叫网络空间安全，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可能遭到安全侵犯。”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院院长李建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要加强社会各界对网络安全的认知。

　　网络安全隐患就在身边

　　李建华举了几个例子：有的网友只是“蹭”了一下公共场所的免费WIFI，结果手机中毒，发生被不法分子盗用QQ号、微信号诈骗亲朋好友甚至入侵网络账户的情况。原来是黑客在真正的免费WIFI热点旁架设了一个与其相似甚至一模一样的热点，引诱用户上钩窃取个人信息，盗取财产。“用户一旦连上这样的WIFI，手机就如同‘不上锁的保险柜’一样只能任人肆意妄为了。”

　　不少用户使用公共免费WIFI后，没有在手机或电脑里删除该热点。黑客伪造这类“同名同姓”的WIFI热点，用户手机或电脑就会默认与其主动连接，不知不觉中，智能终端就遭伪造的WIFI接管，个人的通信信息就很容易被窃取。“此外，一些手机网民为节约移动数据流量，安装破解WIFI密码的手机工具，实际上这类软件很可能正是窃取机主隐私数据的元凶。”

　　用户密码被破译，也是网络安全中常见的问题。“‘撞库’是新兴黑客方式——恶意黑客先攻击网游论坛等安全薄弱的网络平台，获取用户的账号（通常为邮箱和手机号码）和密码，再将这些信息与某个网络支付工具进行批量登录试验。一旦用户名和密码一致，撞库就能成功。”接下来，不法分子只需要通过短信、网聊等方式诱导市民点击恶意网址，一个木马病毒就会趁机植入并窃取手机银行转账必须的短信验证码，从而完成盗刷。

　　事实上，由网络安全产生的“黑色产业”已经是一根长长的链条：前端是痴迷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停开发新的攻击木马、钓鱼等黑客产品，后端则是更多非法人员参与网络诈骗。美国已经把网络空间当做一个新的行动领域，将网络安全人才作为国家战略，在日常生活中重视对公民进行网络安全普及教育。例如，美国在教孩子打字的时候，也传授他们如何辨别钓鱼网站、如何安全上网浏览等知识。

　　从单一人才体系到复合教育

　　除了用户个人提高安全保护意识外，加强网络空间安全更需要网络安全专业人才进行预防、拦截、跟踪和反侵犯。目前网络安全人才缺口达到50万人。

　　上海交大信息安全工程学院创建于2000年10月，是由国家教育部、科技部、上海市政府共同建设的国内首家学院建制的国家信息安全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也是国家863信息安全高级人才培养基地。目前，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共有1100多人。即便这样，李建华认为，这与网络安全的市场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在互联网的发展中，往往是信息技术先得到应用和发展，然后才暴露出安全问题，继而需要相关人才予以解决。所以网络安全人才往往落后于技术需求，但可以根据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提前布局”，李建华说，网络安全人才不仅要求掌握必备的互联网技术，更要成为“通才”：空间安全技术、密码学、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等，都要有所涉及。

　　李建华介绍，2000年，美国制定的《信息系统保护国家计划》 包含了联邦网络服务培训与教育计划、高中生征募与培训计划、设计开发联邦信息安全常识课程、实施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分层及培养计划等。计划中把网络安全人才分为全民、非安全专业IT从业人员、安全技术人才、安全管理人才和安全战略人才。计划规定对他们的培养要分步进行：首先，对全民进行安全意识培养；第二，对非安全专业IT从业人员进行技术普及；第三，通过高校培养安全技术人才；第四，联合企业，通过社会培训的方式培养安全管理人才；第五，综合提升高端安全战略人才。

　　李建华认为，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依托高校，设立安全专家职业培训体系。高校只是金字塔的一端，庞大的全民安全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也必不可少。李建华还建议，职业许可证或许会成为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一个趋势，“我们需要顶尖人才，也需要一些社会化人才，那就需要有专业教育和政府职业许可相互配合，这也是高校、企业、社会共同参与人才培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