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给人的感觉，税收似乎就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强制性地占有一部分社会财富。顺着这个感觉，衍生出这样的看法：政府是纳税人养活的。言下之意，政府是纳税人的一个包袱，欲扔掉而后快。这个看法相当流行，在学界有，尤其是在网络媒体上十分普及。网络上关于税收的讨论，大多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税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来推进税制改革，很可能误入歧途。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主张政府越小越好，管的越少越好，但也认为，有三件事是必须由税收来支撑的：对外保障国家安全，防范外来侵略；对内保障国民安全，保护个人生命财产；不可缺少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社会在不断发展，公共性也在不断扩大，社会个体无法防范化解的公共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以至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新的历史时期。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亚当·斯密主张的小政府实际上是在扩大的。德国19世纪的一位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Wagner）在对19世纪的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美国等国的经验性材料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瓦格纳法则：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政府支出主要靠税收来支撑，这意味着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是在提高的。当今发达国家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这反映出发展阶段变化的一种趋势。从历史事实来看，与其说“税收养活政府”，倒不如说是“小我”（社会个体）养活“大我”（社会共同体），好比肠胃吸收营养滋润全身维系生命。如果没有“大我”，“小我”也将不复存在，意味着人类消亡。在社会共同体表现为民族国家时，国家征税，国民纳税，维系国家运转及其公共职能履行。只看到“小我”的时候，税收就变成了一种痛苦、一种负担、一种强迫，甚至是一种“恶”，就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排斥感和厌恶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对税收的认识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征税，纳税，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情，一直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关于税收的认识，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归纳起来，有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税收分配论

　　税收分配论把税收理解为以国家权力为依据的一种国家分配关系，属于分配范畴，并由此得出税收具有三性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这种看法在我国相当流行，一度主导学界和普及于社会各界。对税收的这种理解起源于计划经济时期，思想源头是非生产性和生产性部门的划分，把政府定位为非生产性部门，政府财政收入自然就属于分配的范畴，是利用政治权力无偿占有一部分社会财富。依据这种看法背后的逻辑，说“纳税人养活政府”也是成立的。所以，以至于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个别地方政府举办过纳税人给公务员发工资的仪式。其动机是要强化政府公务员为民服务的观念，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政府公务员是靠纳税人来养活的。这说明，把税收理解为国家分配行为的这种看法是相当流行的，直到现在，其影响依然存在。随着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认识甚至在以另一种形式复活，诸如“无代表，不纳税”的说法广为传播，强化了征纳双方的那种对立关系。

　　税收交换论

　　税收交换论把税收理解为一种交换关系，属于交换范畴。这是经济法学分析得出的一种认识，认为两个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对主体双方都有利的行为，第二是对主体双方都不利的行为，第三种是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的行为。对第一种行为称之为“交换”，对双方都有益处；对第二、第三种行为定义为“冲突”，一方受损或者双方受损。依据这种分类，税收属于第一种行为，通过交换，双方都不会受损，社会资源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各自的价值判断也因此而提高，各自的利益也因此得到满足。国家的存在，可以提供公共服务，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保护社会个体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个体就应缴纳相应的税收作为规避公共风险的补偿。如同市场中的商品交换一样，要获得货物或者服务，就必须支付等价的货币。这种认识起源于17世纪，随着当时社会契约论思想的流行和市场经济的扩张，市场中的这种交换观念意识日渐普及开来，并扩展到国家政治领域和财政活动。持这种看法和主张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布斯、萨伊、洛克、斯密和蒲鲁东等。霍布斯作为英国哲学家，著有《利维坦》，对国家有独到的看法。认为国家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自愿订立契约，放弃个体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转化为一个意志，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向国家缴税，无非是以税收换取和平安定的环境，获得由和平产生的社会福利。萨伊作为政治经济学家，他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效用就是服务，生产就是提供服务。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如保护各个社会成员的权益不受损害，属于无形产品，人们需要和消费它，就得缴税。“所谓课税，是指一部分国民产品从个人之手转到政府之手，以支付公共费用或供公共消费。”

　　税收价格论

　　税收价格论把税收理解为购买公共服务的一种价格。这和交换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交换论的延伸。这与西方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浓厚的民主政治与社会契约观念有内在的联系。税收价格论与一位经济学家林达尔密切相关，他在维克赛尔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公共品供应的模型（林达尔均衡模型），揭示了人们缴税与人们公共需要之间的本质联系：税收是社会个体为消费公共品而向政府支付的“价格”，从而将纳税和公共品提供纳入价格分析框架之中，使国民纳税有了经济学理论依据。这对于解释国民为什么要纳税、政府如何征税、征税的目的如何实现有了另一种分析框架。然而，把税收理解为一种价格，毕竟不同于“市场价格”。公共服务具有消费性的非竞争性、非排斥性，这意味着在纳税上存在着“免费搭车”与“囚徒困境”等问题，尽管税收的缴纳事关社会个体的切身利益，但逃税、避税甚至偷税、抗税的动机与愿望总是存在，在法律上予以强制就成为必要。但这并不等于税收本身就是强制的。

　　税收交换论、税收价格论突破了传统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理论，认为公共部门同样也是创造价值的。这一点，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中得到充分体现。公共部门是纳入第三产业来统计核算的，这说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同样是一个“生产”部门。

　　税收债务论

　　税收债务论把税收理解为社会个体的一种债务，纳税人与政府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从现有资料来看，税收债务关系论的提出，源自于德国1919年的《税收通则法》。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教授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最基本的内容，是国家对纳税人要求所谓税收这一金钱给付的关系，所以把它作为基本的原理性的债务关系来把握，其理由十分充分。”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十四、十五世纪开始形成的社会契约论。人们所订立的社会契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向国家让渡一部分权利，并承担一定义务，而国家则向社会个体提供安全、自由和福利等。其义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纳税。从法律关系来看，税收债务论把纳税人和征税人放到了一个平等的位置上来看待的，与强制的权力关系有很大区别。

　　从上述各种看法和认识中可以看出，税收是文明社会的产物。有国家，就有税收。其实，即使按照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了，但只要有社会，有人类共同体存在，税收也是不可避免的。税收是组成社会的天然构件，也是个体联合的纽带；是公共风险得以化解、公共利益得以保障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得以演进的基本前提。纳税人与征税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小我”（社会个体）与“大我”（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二者不应当是对立，而是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