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开放的金融体系是决定“十三五”时期以及中国经济未来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

　　中国拥有庞大的金融资产存量，然而总体来看，由于受到金融基础薄弱的制约以及金融制度的不健全、资本市场不规范和金融机构部门效率低下等因素的影响，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在短期内滞后于整个市场体系的改革。再加上扭曲的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不高，资金运用的损失率、呆坏账率高，不仅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也产生了大量闲置资产和沉淀资产，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体系决定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达，而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资金供给相对落后。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重大轻小”以及“双轨制”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信贷支持力度严重不足。

　　其次，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明显产生“挤出效应”。2011年以来，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与债券融资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和宏观经济产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背离。但是，释放出来的货币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和虚拟经济内循环，反映实体经济的工业生产、制造业投资以及商业流通数据依旧十分疲弱，而同时，债务比率上升、银行隐性不良资产风险集聚升高。根据近期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1836亿元，不良率达到1.59%。预计今年第四季度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2637.82亿元，不良贷款率1.67%，预计2016年第四季度不良贷款率达到1.94%。

　　第三，货币乘数和产出效率下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超发”现象日趋严重与中国的货币经济产出效率大幅下降有直接关系。即使银行资金能够贷放出去，货币供给增加，但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大小还依赖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经济危机中急剧下降，由2008年的0.63急剧下降至2012年的0.51，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近20%。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反映了一定量的货币供给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下降，即货币扩张对经济产出效果和效率的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货币乘数与经济产出呈现出明显背离的情况——货币乘数有所上升，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主要是因为政府为稳定债务和资产价格，信用创造由外转内不断深入，但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货币乘数的回升更多是为了对债务压力的缓冲，而非真正流向实体经济。

　　因此，金融如何真正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依然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很长时期内面临的重大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发展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一方面，通过宏观审慎控制金融系统顺周期性、控制信用的扩张速度，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与此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融资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

　　另一方面，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设立专业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型银行体系。由于中小型银行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与当地中小企业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尤其是小型地方银行与一些中小企业本身就有着产权关系，在信贷结构、资产结构、业务结构、收入结构和盈利结构等方面与中小企业有更好的匹配。

　　“十三五”时期着力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除了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制机制，还应突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发展绿色金融体系；推进普惠金融战略的重点。要突出金融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的发展思路。适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型发展，当前亟待建立起有别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金融体系而转向更加有利于经济升级，更有利于产业自主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这类金融体系应该作为国家的战略投资体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全方位地为中国经济实现升级版提供系统性的金融支持。

　　与此同时，国家把推动“金融双向开放”作为“十三五”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目标，而这也是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中国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未来五年，国际国内金融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中国仍面临着金融资产配置效率低下，全球金融中心与全球制造业中心在国际分工与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等问题的挑战。要在新一轮全球金融竞争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对称的国际地位，就必须实施审慎、有序的渐进式金融开放和金融国际化发展战略，促进金融/资本要素的跨国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破除制约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使之加快向市场配置型金融转变。同时，积极调整储备资产配置结构，以“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为契机，着力构建有效运转辐射全球的投资交易与支付清算体系、信用评级体系与金融安全保障体系，全面提升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