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民政部官网上发布的“关于公布2015年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名单的通知”引起了媒体与行业人士的热议。记者登陆民政部官网发现，公布的名单中，国资委主管的最多，有57家；体育总局主管的位居其次，有14家；工信部主管的有9家，其余的像文化部、国家民委、国土资源部、环保部、审计署等主管的均有一到数家在列。

　　显然，这次试点名单的公布，是对7月和9月公布的7月《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与《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的具体实施。

　　有专业人士称，很多协会本身就是上个世纪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相关的经济管理的政府部门摇身一变，换了个协会的牌子，但是依然承担相关的行业管理职能，成为不是政府的“二政府”。试点名单的公布，对于当前依然“靠人脉、拉关系”办会的现象是一种扼制，也是对管理模式的再探索，对于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健康发展而是绝对有利的。

　　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商会与商帮文化分会会长、从事研究现代商会建设已经十余年的伍继延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实现“政社分开”，如今，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远远不够了，要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培育社会组织，要大力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如果还按照过去的方式把社会组织按照行政级别去划分，或者说一部分走向市场的社会组织，一部分还是拥有一定行政职能的社会组织，实际上从社会组织建设而言，是一种不公平，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且，更加助长了那些从行政权力部门转型回来的协会的一种骄傲、自大的心理。

　　伍继延认为，脱钩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把社会的还给社会，就像当年我们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政府要把张错的“手”砍掉，不要干扰市场；同时，要转化为指导、引导，进入服务环节。“这些组织转型以后，由于他原来所拥有的庞大的基础，会成为市场上行业性商协会或地域性行业组织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种良性的竞争会很好地促进大家共同发展。”伍继延说。

　　其实，《总体方案》的发布，就已拉开了商协会去行政化的大幕。《总体方案》要求，脱钩包括行业商协会与政府机关的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人员管理分离，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

　　但数月来，并未见相关组织出现“走马换将”现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很多在商协会挂职的官员，都担任着常务副会长或秘书长等主持日常事务的要职，有的在对政策进行观望，工作积极性已经不高了，如果“一刀切”可能会影响会内正常工作。

　　对此，伍继延认为，这次“清退”，一点儿都不会影响到商协会组织的发展。伍继延直言：“很多民间社会组织都请一些退休的官员，借他们的余威为这个组织撑腰，实际上这是很不正常的。本来，官员在职的时候已经为国家做了该做的贡献，退休了就该颐养天年、好好的休息，干嘛还要到社会组织来插上一脚？还要把自己之前的行政权力延伸到社会组织，这很容易产生新的腐败。”

　　并且，《总体方案》中也明确指出，“坚持试点先行、分步稳妥推进。”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工作由民政部牵头负责，2015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批试点，2016年总结经验、扩大试点，2017年在更大范围试点，通过试点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后全面推开。

　　当然，脱钩不等于脱管，对于让监管不脱钩，《总体方案》提出，要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工作。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后，按程序修改章程并报民政部门备案；各个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及社会第三方按职能分工对行业协会商会进行监管；建立行业协会商会信用承诺制度，完善行业协会商会的信用记录，建立综合信用评级制度；行业协会商会要按照建立现代社会组织要求，建立和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行业协会的发展未来要向社会化市场化发展，与政府相关部门脱钩是必由之路。脱钩以后关键的关键在于行业协会自身的建设，或者说是自身的内部制度与结构的改革，把行业协会包括商会进一步推向市场，推向社会，使其真正变成自我自主发展、自我规范的机构。只有自主了，才能脱离政府母体，才能真正向社会、向市场提供必要的好的公共服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表示。

　　伍继延建议，“官员最好是彻底推出。行政官员退出之后，由专职工作人员和现在社会上正在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职业经理人干相关工作，可能会更专业，服务更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