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管理模式再次在西方管理界引发“地震”。两年前欧洲两大著名商学院IESE和IMD邀请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介绍管理模式，而本月5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彼得·德鲁克全球论坛又邀请张瑞敏参会发言，随后在伦敦举行的“50大管理思想家” （Thinkers50）颁奖典礼上，张瑞敏被授予Thinkers50杰出成就奖之“最佳理念实践奖”，同时入选了“2015年度Thinkers50榜单”，西方管理界为什么如此关注海尔的管理创新？他们希望从海尔的创新实践中学习和借鉴什么？新华科技记者就此采访了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

　　对人的第三次发现是最大的经济与社会现实

　　新华科技：最近，被誉为全球“管理思想界奥斯卡”的Thinkers50把“最佳理念实践奖”颁发给了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坚持不懈地寻求改变、注重团队合作、取消中层管理，以及历久弥新的领导力”，从全球范围看，这个评价的分量是很重的，舆论界认为它基本反映出海尔的创新实践，但你却认为西方管理学界实际上仍难以理解张瑞敏领导的创新实践，具体原因是什么？

　　罗清启：这个奖项是对海尔管理实践的世界级肯定，但是，这个评价未能反映出海尔创新的现实和发展朝向。西方管理界当下的管理创新在围绕两个核心展开，一个是大数据，一个是更智能的工业体系（工业4.0为代表的下一代制造体系），展开的组织空间范畴就是原来的组织，也就是说管理层计划用这两个技术手段去改造原来的组织精度，期望使其达到更高的自动化水平和更高的信息化处理水平，我们看到即使按照这个方向装修完毕，组织仍然是个典型的牛顿空间，这其中的现实是受经济力学支配的惰性物质在其中邂逅，变化被认为是必须加以解释的扰动。

　　彼得·德鲁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注意，与技术有关的重大问题并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数字技术造就了大数据，造就了更为智能的制造体系，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社会成果是创造出了“我”，这是当今时代最大的经济与社会现实。“人”在西方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被发现，第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人开始发现自己，第二次是经济学发现的经济理性意义上的人，而这次“我”的出现是创造理性意义上的人的出现，是对人的第三次发现。

　　当“我”巨量涌现的时候，“我们”就是新组织的组织形式，我一直在呼吁未来的管理是管理组织（旧有组织）外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视角看，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的创新，就是在尝试关于“我们”的新组织形式的管理，而不是用大数据或者是工业4.0去装修原有的企业，海尔的这种创新具有全球性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管理学的最大问题是旧有组织本身

　　新华科技：西方经济学家最近在警示全球经济做好迎接增长缓慢期和长期的经济停滞的准备，因为我们发现，仿生学、基因组学、纳米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等高新技术即使快速注入经济，技术革命也并没有带来新行业、新市场和新的工作机会，技术革命丢失了以往的有效性，西方管理经济的方式正在受到自己的质疑和拷问，这其中问题是什么？

　　罗清启：经济在西方被交给两类人，一是技术创新层，二是组织管理层，经济的繁荣有赖于往经济中注入技术、生产手段和管理手段。西方经济的历史规律是技术革命带来工业革命进而带来市场的革命，在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这个规律谈不上失效，但却不那么有效了。我个人理解的根本原因就是“我”的出现导致市场结构的改变。整个骄傲的传统供方拿着过载的不是需求的需求压向市场，“我们”对此置之不理，越置之不理越就在旧有组织中转圈找问题，原有的组织本身已经成为最大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在这个最大的问题中去寻找问题所能解决的。当下西方管理界表面看起来纷繁复杂，但我感觉归纳起来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新的办法让原有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方式与数字技术相适应，这还是个牛顿化的问题，不是新问题，在工业3.0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拖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发达国家制造环节回撤无成本意义

　　新华科技：当下的西方经济在快速拥抱数字技术，德国推出工业4.0，美国推出先进制造业战略，作为对全球最新工业革命的回应，中国也推出了自己的“中国制造2025”。有西方舆论认为，高度智能化、自动化的工业体系可以摆脱对更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使全球工业分布重新出现再洲际化的分布格局，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在这种话语体系下的全球管理创新和海尔的管理创新？

　　罗清启：应当说全球都在顺应数字技术的趋势改造提升自己的工业制造体系，这是工业体系本身的发展规律，用设备投资的刚性去应对工资价格弹性也是应对国家间成本竞争的有力手段，但是，我不认为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制造环节回迁本国）会因为装备效率的提升而带来成本的下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成本差距并没有缩小多少，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了规避创新能力的流失。上个世纪末发达国家逃离硬资产的风潮（生产环节的外包）导致了自己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产业公地与生产环节的分离导致了创新的空心化，产业向发达国家的回流就是要重组和加固自己的创新体系，所以，出现产业的再洲际化格局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今后，靠国家主导的基础创新体系去应对经济的国别竞争是非常单薄的，如何形成组织层面的、对分布式创新的管理是未来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课题，它将成为一国创新体系关键的组成部分，组织在未来的主要角色是管理创新（尤其是不分地域的分布式创新）而不是处理经济事务，经济事务会逐渐演化为一种被支配性的行政事务。全球化的有效创新与有效创新的规模、成本、效率以及四者的生命周期管理是新组织管理的最新难题。让分布式创新在哪里产生？如何衡量分布式创新的价值？这两个维度就是海尔创新管理的意义所在。

　　传统企业组织能力正在变为公共产品

　　新华科技：从管理的发展趋势看，大数据成了目前发达国家管理方法论的核心，管理层对物品与人以及过程的数据感知能力是前所未有的，管理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多的支持数据，这对所有管理层和管理理论都是挑战，数据技术应用和它带了的结果如何与管理层保持平衡和协调一致成为西方管理理论界的头等大事，你认为海尔是怎么应对这个课题的？

　　罗清启：即使用传统组织的视角也不要对大数据持有神秘化的理解，它是企业收集数据能力提升的结果，可以把它看成是传统管理层的工具，除此之外没有大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西方组织领域的技术变革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组织内的广泛信息化，组织内的通讯广度、速度前所未有，所有工业4.0的结果不是造就了一个无人的信息化工厂，而是把传统企业所有的经营空间基本上都信息化、自动化了，我们完全可以把传统的企业想象为一种智能的机器人，你给它经营指令，它就会快速按照程序完成任务，在工业4.0时代，这样的企业不是个案而基本上是全部。西方的管理学界目前要解决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如何让管理层熟悉并操控这台机器。

　　海尔完全是从西方管理界相反的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是把企业留给管理层，而是在“我”之中去重新生成管理层，这完全是组织管理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将以前属于地球的天文学功能转移到太阳上来，太阳在天文学中取代了地球成为行星运动的中心，地球成为众多运动行星中的一员。

　　传统企业的组织能力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而通用化、普遍化，组织能力具有了分布式的、丰富性的特征，作为某些基础设施性质的能力的公开化，已经使它们成为一种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广泛分布使其变得随处可得，这使非专业人士去自助化地使用这些能力成为普遍性的事件，这也使非专业人士去驾驭经营过程成为可能。旧有组织必须使自己的运行过程成为非稀缺性的资源，在未来，组织过程与组织能力不再稀缺，稀缺的是对组织外创新能力的整合。在海尔的新组织中，组成“我们”的每个“我”的动量和位置都可以确定，唯一不确定的是谁是这其中的一个个的“我”，这在西方管理学界至今还是难以理解的。（记者 冉晓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