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工作人员今天表示，我国企业目前减员人数虽然有所上升，但因企业经营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性裁员占比很小，仅有2.6%，这一轮国企改革所引发的减员也和上一轮不同，不会引发下岗潮。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有研究者认为，由于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表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处于集中调整阶段，下岗规模很大，涉及千万人，但这次国企改革肯定不会有那么大规模地下岗。”

　　郑东亮说：“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市场就业的吸纳能力很强，就业形态很多，从2013年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渠道更多，各种新业态的发展也拉动了就业。”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国企下岗潮，是因为当时整个就业市场没有那么大的容量。但现在，再就业的市场吸纳能力比以前强，国家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也比较成熟，比如对不同群体给予了相应的就业支持，提供了比较好的政策环境，能够支持尽快再就业。

　　此外，从去年以来，政府连续出台一系列“双创”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为就业提供了支持。

　　“现在提出的‘共享经济’实际上也容纳了很多就业，还有很多‘隐性就业’没有被统计，因为有些人是兼职。”郑东亮告诉记者。

　　人社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莫荣认为，判断“潮”的出现，要以数据为基础，要看是不是“量大、集中、影响很大”。在他看来，能够称之为“潮”的包括1989年百万民工下广东引发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引发的几千万人“下岗潮”和金融危机时1200万民工“返乡潮”，而现在的失业人数增加还远够不上“潮”。

　　人社部对今年1到9月我国3.3万家企业岗位流失量进行监测，结果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3.3万家企业减员同比增加1.7个百分点。“企业减员主要来源于员工退休、合同到期、企业结构调整或企业搬迁，以及经济性裁员等几方面。”莫荣指出，最为敏感和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性裁员，但仅占岗位流失总人数的2.6%，81.5%的减员都是因为正常解除劳动关系。

　　莫荣认为，这次减员的区域、行业相对集中，结构性特点比较明显，总体局势平稳可控。“不可否认，企业减员的确较往年有所增加，但完全没有达到‘潮’的地步”。

　　按照郑东亮的说法，这次减员主要集中在制造、煤炭、化工、钢铁、纺织、服装和零售等领域，很多是化解产能过剩和环境治理的行业。

　　莫荣表示，东北地区的能源行业减员量较大；采矿和设备制造业的减员量较大，占减员总数的51.5%，但减员100人以上的占比很少，仅有5.5%，减员1000人以上的仅占0.3%。“另一方面，企业每年还有增员，以及新创造的就业岗位”。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就业形势比较稳定。

　　在莫荣看来，保持高就业的原因有4点：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维持了中高速增长，对保障就业起到重要作用；第二，新型产业发展比较好，今年电子商务、金融、计算机行业用人大幅度增加，激发市场活跃度；第三，创业带就业的效应在持续释放，一个企业就可以带动1到3个人就业；第四，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了就业的增长。

　　莫荣告诉记者，他们研究所研究失业预警红线，参考国际一般情况，认为调查失业率7%是一个合理的指标，而9月我国调查失业率为5.2%。

　　莫荣表示，要注意到失业风险在上升，劳动关系矛盾在上升，东北地区等区域不稳定的风险也在积聚。但莫荣也指出，在应对失业问题上，我国有成熟的做法。“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开创了由社会保障解决就业的‘5432’政策——5项社会保险可以缓交，除了养老保险以外，医疗、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可以降低费率，可以从失业保险给企业岗位补贴，让企业生存下去，尽量少裁员，这个政策比较成熟，新加坡也在实施类似的政策。”莫荣认为，我国对解决规模性的失业也有办法，如规模性的裁员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要有相关的安置办法，还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郑东亮认为，国企改革重组会有部分员工分流，所以还需要做好分流安置。“企业和员工的协商很重要，如通过减少工时、减薪、短期放假等措施来共度难关，职工的分流安置要事先沟通商量，避免出现去年的‘沃尔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