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飘着小雨的下午，我和中国作家代表团走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郊区墓地。

　　从下车的那一刻，从见到以中友好协会老会长特迪·考夫曼开始，我就存在一个疑惑：他为什么把第一次见面选在墓地？

　　小雨飘洒着，墓地很安静，甚至清洁中散发出一种莫名的冷香。考夫曼先生大步走着，边走边回头向我诉说，他说这个躺在墓地里的人在中国大名鼎鼎，跟你们的白求恩、柯棣华一样出名。从考夫曼的口中吐出一串音节，好像是雅各布·罗森菲尔德，我没听明白到底是谁？

　　白发苍苍的考夫曼大步走着，边走边清点着墓碑，他好像寻找一位老友的故居，我捧着被雨淋湿的鲜花，快步跟着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是谁睡在墓地里？那即将见到的墓碑又刻着谁的名字？这一切全是一个谜。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墓主人的身份一定与中国相关，而且是紧密相关。

　　我们站在一座外表看来很普通的陵墓前，墓碑上的名字很陌生。可是老会长却兴奋异常，他告诉我们，这个人认识中国的元帅陈毅和罗荣桓，这个人当过新四军，也当过八路军。这个人是陈毅元帅的好朋友，陈毅还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治好罗荣桓元帅的尿血症。这个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回到他的祖国奥地利，后来又定居以色列，很快就病逝了，而且现在这个墓地还是老会长帮助找到并重新安葬的。为什么？因为中以建交后的第一任大使韩叙一直在寻找他，那应该在上个世纪的1993年。韩叙也是墓主人的老友。

　　越说越具体，而且老会长又说起一个人：陈昊苏。他说陈毅元帅的长子陈昊苏就是墓主人当年接生的，因此几年前陈昊苏访以还专门来献花凭吊。

　　我们聆听着老会长的介绍，雨不知不觉竟停了。墓地上的鲜花，仿佛也被这故事所感动，以愈发灿明的笑意，为墓主人献上一份尊敬。

　　告别墓地回到以中友好协会简朴的会所，在步上台阶之际，我向翻译询问墓主人一长串的名字之外可有更简明的称谓？翻译便问老会长，他轻快地吐出三个字：“罗生特！”

　　我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是罗生特！太熟悉的一个名字，他曾有一张与我岳父朱明合影的照片，“文革”前一直陈列在军事博物馆内，成为近乎永久的家族话题。他也曾为我的岳母柳青——一个八路军女战士治过病。罗生特是当时八路军内最好的妇科医生，正因为他医术高明，才被陈毅元帅从新四军派到八路军115师，专门治好了罗荣桓元帅的尿血症。

　　因此陈昊苏的诞生托罗生特的福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回到北京，向岳母说起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这次有趣的祭奠，岳母笑了，说罗生特和我们全家都很熟，八路军中有名的大鼻子医生，没想到这么多年让你代为祭奠了，是缘分。

　　事情还没完，一天深夜很偶然地看央视10频道，这是纪实频道，专门有一些忆旧和觅史的节目，突然镜头闪现出山东莒南的罗生特医院，有罗生特的雕像，旁白人介绍道，罗生特最后的职务是解放军一纵的卫生部长，48岁去世。原来罗生特不仅当过新四军、八路军，还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哈尔滨工作待过3年之久。从介绍中我还知道他的一系列事迹，譬如治疗时为了更准确地了解病情，尝过伤员的尿。一个犹太医生，把本职工作做到这个地步，想不佩服都不成！

　　在这个节目中，我看到了罗生特往返几个根据地的证件，由于他的巨大鼻子，证件反倒用不上了，“大鼻子医生”在根据地人尽皆知。

　　奥斯维辛的风

　　2004年的10月，我独走欧洲，出席第33届“华沙之秋”诗歌节。

　　抵达华沙的当天夜里，我就向东道主提出一个要求：明年是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能否到奥斯维辛一看？说这话时，我不知道奥斯维辛距华沙有多远，更不晓得东道主的具体安排。波兰作协主席马列克沉吟着，翻译胡佩芳大姐也没接话茬儿。

　　几天时间匆匆过去，华沙的秋天留给我极美的印象，在一位演员的庄园里举行的诗人聚会让我领悟到老欧洲的独特魅力，而“华沙之秋”诗歌节在肖邦公园举行，诗意便愈加浓了几分。可我仍惦记着300公里以外的奥斯维辛。

　　10月18日中午12时30分，我终于踏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一天早晨秋雨绵绵，出门还带了伞，及至抵达奥斯维辛，却陡然狂风大作。胡佩方大姐说，奥斯维辛是个奇怪的地方，参观者常碰到阴雨连绵。她并没有陪我到奥斯维辛，她说她受不了心灵的折磨！

　　这是一次奇怪而又匆忙的参观，毒气室、焚尸炉、铁丝网、岗楼、纹刑架，还有一个小院子里压成方块状的7000多公斤的头发……在27楼展览馆，我见到里面展出的一幅大照片：犹太妇女和儿童在德军枪口下高举双手，一个小男孩的目光中满是天真和无奈。这一幕极其令人震骇！在焚尸炉前，我和一群中学生共同走过，孩子们默默无语，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我的心底却陡然出现几句诗：

　　此刻，我变成了一块巨大的海绵，迅速汲满了历史的汁液，我的指尖也开始流泪，为人类在那一个年代的无助与悲伤。

　　天上有巨大的云朵掠过，秋风卷起落叶，风中有一种号叫和呻吟。在奥斯维辛，这人类为了消灭人类而手造的地狱里，我感到寒意袭人，是噩梦又是现实。真的可能是因为奥斯维辛长眠着一百多万遇难者的冤魂，才形成了死一般的压抑、魔一般的恐怖，以及变幻无常的气候。

　　风仍在高天咆哮，吹动我的头发，吹动我的衣衫，我不知道这愤怒的风起于何处又生于何时，只感到脚下的土地也在风中战栗，铁丝网和纹刑架在风中摇晃，集中营的游人们，想必心底的风暴更远胜于自然界的狂风罢！

　　事后，我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这样一行文字：“欧洲，一个美丽的深秋的中午，在大群中学生的簇拥下，我走在奥斯维辛的土地上，快步疾走，有一种逃亡的感觉。”

　　当天我见到一位叫何敢的中国女留学生，她说曾经陪同一个代表团参观过奥斯维辛，然后连续难受了两个多月，以后再也不愿意去。由何敢联想到在波兰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胡佩芳大姐，她们对奥斯维辛的拒绝，是出于本能的对自己的保护。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地狱的别称，正像美国副总统切尼在2004年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论坛上说的：“在欧洲的死亡集中营里，有人犯下了人类所不能想象的最严重的罪行。我们必须向下一代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在这里感谢那些将我们从暴政下解救出来的解放者，同时我们必须有勇气阻止那些邪恶卷土重来。”

　　奥斯维辛是个小镇，建镇在800年前，二战前被称为波兰的“犹太人城”，因为当时的1.23万人口中有7000名犹太人。现在小镇有些不堪历史重负，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小镇如何在一个巨大的公墓旁生存。

　　这当然只是游客的见解，事实上正是由于奥斯维辛的存在，人类的良知才凛然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