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

　　抗战爆发后，随着高校、科研机构西迁，大批科技精英云集陪都重庆及四川地区。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科研条件极为艰苦，科学家的生活也极为清贫，但科研领域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因为他们，历经重重阻碍传入我国的近代科学才未被战火吞灭。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特殊时日，本文试图讲述战时在陪都重庆及四川其他地区做出了突出成就的科学家们的故事，每一位科学家的经历都值得我们去缅怀，但限于篇幅，只得选几位简述，藉此聊表缅怀之心。

　　黄汲清：找油找气，为国争光

　　1935年，黄汲清在瑞士完成学业，归国途中访问了美国等地，其蓬勃发展的石油地质工业，让他热血沸腾。回国后，黄汲清在当时隶属经济部的地质调查所（即中央地质调查所前身）工作，南京会战时，担任副所长的他组织全所员工，几经波折，迁至重庆北碚，1938年，他正式担任所长。

　　抗战时期的迫切需求让人们意识到地质调查的极端重要性，在主持地质调查所时，他亲自从事的调查主要在四川盆地内，曾有国外专家断言这里没有油、气，但黄汲清不理会这种论断。后来，他在川西南的嘉定铜街子发现了天然气，否定了关于天然气只来源于二叠系煤层的说法，多期生油说在他脑海中萌芽。此次调查后，黄汲清还在《钻探四川石油之我见》一文里提出了“陆成地层可以为重要含油层”的可贵见解。

　　1939年，他在隆昌发现了圣灯山天然气田，这是中国第一个天然气田，对支援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8月，早已辞去所长职务的他组织调查队赴河西走廊一带考察，在此之前，受教于西方地质学的他也是海相生油论者，而一系列的野外实践和研究让他在调查结束时，形成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说，这让他更加坚信，中国广袤的大地一定富含油气。此后不久，受资源委员会之托，黄汲清再次带领队伍赴新疆考察，历时六个多月。1943年夏到1945年夏，他笔耕不缀，对自己20年来的地质研究及前人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和研究，出版论著20余种，其中《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是他治学生涯的代表作，在世界地质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叶渚沛：钢花飞溅，丹心为国

　　1933年，已在冶金学界崭露头角的叶渚沛谢绝柏林大学之邀，以“科学救国”为己任，回到了千疮百孔的祖国，时年33岁。他生于菲律宾，祖籍福建厦门，虽生在国外，却始终惦念着祖国。

　　回国后，叶渚沛在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改为资源委员会）任化学专门委员，在他的建议下，以铁合金、铝、氮肥为研究对象的冶金研究室在南京成立，叶渚沛为主任。卢沟桥事变后，叶渚沛被迫带领研究室撤退，几经辗转，于1938年撤至重庆。

　　叶渚沛把重庆炼铜厂厂址选在重庆化龙桥，在他的带领下，重庆精铜厂很快便建成了，该厂以民间收来的各种杂铜为原料，在1939至1941年间共生产电解精铜一千五百多吨。1940年，叶渚沛在綦江三溪乡主持建立炼锌厂，由于战争，大批科技人员流失，技术力量薄弱，他白天带人建砖瓦厂烧砖，以备所需原料，夜里则用菜油灯照明画图纸、查资料。没有电力，他就把两台弥足珍贵的10千瓦直流发电机运到三溪，在尚未购得柴油发电机前，每天安排工人烧木炭先发动汽车再带动发电机发电以作为工厂运作的动力。1941年，蒋介石命令将化龙桥炼铜厂及三溪的纯铁炼厂、炼锌厂合并，命名为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叶渚沛任总经理，总厂设于三溪。

　　从1939年建厂到1945年，电化冶炼厂年平均生产精铜近500吨，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电解精铜生产厂，产品均为兵工所用。此外，在抗战期间，叶渚沛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38年，曾协助白求恩大夫到延安，并为新四军购买作战物资等。炽热的钢花飞溅，他以丹心报国，在抗战功劳簿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被中国冶金史永远铭记。

　　黄万里：一生所系，步履往之

　　1937年，黄万里从美国归来。作为高材生，他谢绝了浙江大学等名校的邀请，选择了四川水利局，开始了在长江上游干支流之间的行走。在出国之前，他是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的一名铁路桥梁工程师，之所以放弃本职，是因其受时局所感，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及1933年黄河成灾让他深刻地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彼时，尚是一名学生的他便打定主意，毕业后出国学水利，黄河水流万里，再难治理，也总能找到解决之道。

　　作为时局造就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劳苦功高。到四川报到约一个星期后，水利局就派他带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探，在水急流湍的金沙江勘探水道河情，历时三个月。在川八年，他的足迹遍布长江上游和其在川境内的所有主要支流，曾六次步行勘探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千米，途中险象环生，他用脚步打下了牢固的水文地貌学基础，支撑起自己的学术生涯。而那时，因为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的生活艰难，为了维持工作正常开展，他还组织了长城公司承包工程，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用赚来的钱财改善工作人员生活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他刚回国不久，便应四川绵阳三台县县长之邀在两岸皆为滑坡台地的险要地区设计了一座精妙的石拱渡桥，难度极大，曾被其父改名为“高家桥”，但当地人仍称之为“万里桥”，足以反映他们对这座桥的喜爱和对黄万里的认可。

　　侯德榜：躬耕化学，造福人类

　　1921年，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向远在美国的侯德榜发出了邀请，请他“学成回国，共同创办中国的制碱工业”，侯德榜欣然同意，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国化学事业，便拉开了帷幕。回国后，侯德榜带领同仁做出了一系列有突破性的贡献，诸如获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的“红三角”牌纯碱等。

　　卢沟桥事变后，侯德榜及同仁不畏日本人威胁并积极响应抗战，利用工厂设施，生产硝酸铵炸药和地雷壳等物资，支援前线，遭日本飞机轰炸，该厂无法继续生产。1938年，永利公司在川西五通桥筹建了永利川厂，侯德榜临危受命，出任厂长兼总工程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筹办四川碱厂。由于四川条件所限，氨碱法并不适用，1939年，他率领团队远赴德国想要购买察安法专利，却受到百般刁难，对方还提出了辱国条件，侯德榜毅然中断谈判，立志要自行研究。

　　德国之行后，他带领大批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功夫不负苦心人，1941年，“侯氏制碱法”诞生了，它将察安法与苏尔维法融为一体，比德国的更为优越。1943年，中国化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五通桥召开，“侯氏制碱法”荣获“中国工程学会一届化工贡献最大者奖”。

　　侯德榜本可高价出售专利而发大财，但他却将奥秘公之于众，让世界人民共享科技成果。他实现了中国人制碱的梦想，为发展我国的化肥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现代化学工业大厦的基石。

　　李先闻：潜心农业，科研报国

　　1929年，当目睹国破家贫、政治动乱的社会现状后，刚回国的李先闻决定远离政治，潜心农业，用科研成果来回报祖国。因为战乱，他辗转于诸多大学间任教，科研条件虽差，但他很快便做出了显著成绩，将作物育种与遗传理论研究相结合，成为了知名的“小米专家”。

　　1937年，李先闻随国民政府迁至四川，1938年，他应四川农业改进所之邀，担任该所粮食作物组主任，随后还担任过四川稻麦改良场场长，负责研究粮食增产，并制定水稻作业检定计划。当时，他在合川检定的一个水稻优良品种在绵阳试验成功，推广后，粮食产量显著增长，有助于改善战时我国积贫积弱的状况。

　　这期间，后来成为著名遗传学家的李竞雄、鲍文奎长期跟随他学习工作，他们致力于麦类、粟类作物细胞遗传学的系统研究，在秋水仙素引变植物多倍体、粟类远缘种间杂交及其进化、小麦矮生性状的遗传分析等方面，获得了独创性的研究成果。1944年，中研院植物研究所在重庆成立，其细胞遗传研究室是当时国内唯一官办的遗传学研究机构，李先闻担任室主任，主持开展研究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研究室先后重点开展了小麦、粟、甘蔗等和有关种属的染色体与性状之间关系的研究，为农作物遗传育种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十分珍贵。

　　李先闻从不轻信书本，身体力行在田野间奔波，力图获得第一手资料。后来，胡适在担任中研院院长发表就职演说时，强调为国家前途，应走学术研究大道，并以李先闻为例证。李先闻作为对我国遗传事业做出大量独创性贡献的学者，一生默默耕耘，以科研成果来支援祖国，代表着战时科学家们最朴实的心愿。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