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斌

　　当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董事长蔡昌贤作出公司搬迁的决定时，可能并没有想到，威克多会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后第一家整体迁移的企业。在推动产业转移过程中，企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决策；政府则要将精力更多放在营造有利于企业自由流动的政策环境上，有关部门应明确与市场的界限，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决策行为，但更难解决的则是土地处置、税收利益分配等问题。

　　顺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势

　　促使蔡昌贤下定决心搬迁的，是几年前他到瑞士几家著名服装企业考察的经历。当他进入瑞士工厂的生产车间时，发现里面的工人普遍都在四五十岁。

　　“在瑞士这样一个高福利国家，居然还有这么大年纪的制衣工人”。考察后，蔡昌贤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拥有熟练的产业工人，才能形成超一流的产品品质，从而带来超一流的品牌附加值。

　　蔡昌贤不禁反思自己的企业：和国内大多数服装企业一样，劳动力结构多是以年轻人为主，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熟练的工人，过不了几年就会因为结婚生子而流失。加上公司在北京，安家落户的难度较大，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劳动力极不稳定的情况，可能传导到产品品质上，导致个别产品出现品质不稳定的情况”。这促使蔡昌贤下定决心，将生产、技术部门搬离北京。

　　“利用搬迁地的人口政策和稳定的劳动力资源，为我们培养更多熟练的专业技术工人，在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沉淀中，达到一流的品质，提高品牌附加值。”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董事长助理刘大伟解释企业搬迁的初衷。

　　威克多搬迁的决定，正好赶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其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政策落实下来，具体哪些产业要迁出去？ 2014年版的《北京新增产业的禁止和新增目录》就有一项规定：禁止新建和扩建的26类一般制造业中，就包括纺织产业。

　　早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北京不乏首钢等企业外迁的先例。但大多数企业对于迁出北京还是处于观望状态。据了解，仅服装纺织一类，在北京大兴区就有48家，在未来几年内，这些企业内将面临搬迁的问题。

　　“联姻”衡水始于一通电话

　　威克多和衡水的这场“联姻”，始于一通电话。接电话的是河北省衡水市工业新区招商局副局长骆妍。在电话里，蔡昌贤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公司，并阐明了公司的需求和期望。放下电话后，骆妍首先上网进行简单的核实，然后向领导汇报，这立刻引起了工业新区领导的重视。从谈判到最终落地，事无巨细，工业新区的书记全程跟进。衡水市领导也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就为这个项目，我们的市委书记、市长去了好几趟北京，和蔡董事长反复沟通，介绍我们的政策和优势，并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尽量予以满足。”骆妍说。在威克多开工建设以后，工业新区始终承诺“围墙以内是企业的事，围墙以外都是工业新区的事”。

　　“选择衡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该市招商引资的政策很有吸引力；其次，当地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比较完善。更重要的是，衡水交通发达，陆路、铁路都比较便利。”刘大伟说。

　　徐丹丹是衡水本地人，说话很快，人也直爽，见面就问采访需要多长时间——她们拿的是计件工资，一分一秒的耽误都会对收入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干活儿麻利的话，她还可以早点儿下班回家照顾孩子。今年25岁的徐丹丹，已有一个3岁大的儿子。之前在北京某家具厂上班的她，之所以回到家门口就业，正是为了儿子。

　　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生产部经理石百宽介绍，由于现在的机器很多都是由电脑控制的，在招工时，他们主要面向25岁~28岁的年轻人。一方面，他们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能成长为相对稳定的技术工人。

　　最难解决的是利益分配问题

　　在京津冀产业转移过程中，迁出地政府、迁入地政府以及搬迁的企业都有自己的算盘，处理不好三者的成本博弈，产业转移也将踯躅不前。

　　按照对外公布的数字，威克多衡水服装创意产业园占地面积为307亩，总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额为15亿元——而这只是建设投入。交通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司专门配备了4辆依维柯汽车，每逢周二和周四往返于北京与衡水。

　　除了班车外，还有一辆60座大客车，负责周末接送部分家在北京的员工。“从北京到衡水，280公里的距离，不算油钱，一年光过路费就得增加约500万元。”刘大伟说。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受到冲击的首先是企业里的工人。

　　作为威克多生产部的经理，石百宽选择了举家搬迁到衡水。这个山东男人在威克多已经工作了10年多，从一名最基层的熨衣工，一步步成长为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因此对公司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石百宽来说，衡水更大的诱惑力，在于其全国闻名遐迩的中学教育。“我们外地人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不容易，衡水可以帮我们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因此，孩子这学期一放假，石百宽就赶紧将妻儿接到衡水。学校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孩子开学后就可以在工业新区的小学上三年级。

　　像这样的家庭并非少数。产业转移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随迁家属的安置也成为当地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在产业转移中，最难的是土地处置、税收利益分成等问题。

　　在土地处置方面，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郑长征建议，北京应解决好腾退土地问题。有关部门可考虑设立首都企业外迁专项扶持基金，创新腾退土地抵押融资模式，满足搬迁期间及恢复生产过程中企业运营资金的需求。

　　“由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主动推动产业向天津和河北转移，与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相比，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道路较为平坦。”郑长征说。（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