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他和它，是因为报刊上的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最乏味、最看不下去的小说；而另有人（不乏重量级的大腕）则义愤填膺，斥对方几近无知，不可容忍，差不多到了口诛笔伐的地步。

　　我觉得这种势同水火的对立是正常的，也是很平常的。对于文学作品，一般而言，有两种读者反应：一种是理性的，或者说是学术型的；另一种是非常权威的，甚至是情绪化的。这是由读者的性情、价值观、人生经历、艺术色调等因素所决定的，反应有差别没什么奇怪，极端的“好”与“不好”（“好”为去声）虽属少数，却也不必厚此薄彼。说实在话，我在大学读书时，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当然是教授指定的必读书，结果我断断续续读了十年之久才算读完，较之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进度慢多了。

　　但随后若干年直到现在，我对《红楼梦》的总体感觉还是很理性的，（当然只能说是我个人的“理性”）。

　　怎能想象：举家喝粥，一家之主还要经常赊酒，仍要咬紧牙关坚忍地写，写下去，将昔日的锦衣玉食与现实中的清贫对接，而敝屋寒风吹走了廉价的宣纸，毕生血泪与更漏同一节奏地滴滴……直到最后一息，所幸滴成了八十回精品。

　　西山的红叶，飘走了200多年的时光，百年来，对此处的探秘之声不断，有人进入字里行间就迷路，有堪称泰斗级的大学者也说越研究越糊涂。好像谁进了大观园，谁就可能变成刘姥姥。

　　作品蕴含的总体思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少年来，从巨人到普通士子都想作出一锤定音、切中本质的结论，从反映的是阶级斗争到其实是个人和家族的兴衰史，为已薄西山的夕阳谱上一曲难以追回的挽歌，等等。至于还有说写的是宝黛“双水分流”之类，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批得体无完肤。总之，这各种各样的观点与结论，好像大都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所以直到现在，也还没定位于一个大家都服得五体投地，没有任何杂音的无可挑剔的结论。

　　言及此，我不由想起当年在天津一家出版社工作，作为副总编，分管一本专门研究《红楼梦》这部书的刊物。这是由北京的一家研究机构编纂，由我们社出版的双月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连出了好几年，有关这部书的方方面面都研究一遍，以致连大观园的原型到宝玉的头发都搜求到了；有的不仅发了单篇文章，研究者还另出了皇皇巨著。记得有的还考证过在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赊酒是怎样的赊法。作者还无限感慨说，幸而今人再也不需赊酒，赶上腊八节还能喝上五香的腊八粥……

　　看来创作者和研究者很有“挖一口深井”的探求精神，但似乎不宜在一书上过细死抠；如果连贾宝玉的通灵宝玉的重量以及这位贵公子的头发有多少根也钻研，就不值得赞赏了。

　　其实，对一般人而言，了解这部著作是真正的才子书，一部耐得品味的雅俗共赏的稀世名著就差不多够了。至于不同的读者对其喜好的程度，是嗜爱如命还是兴趣不那么浓烈，真的不必作一律的要求。有所遗憾的是此书早出了200多年，没有赶上茅盾文学奖；至于诺贝尔文学奖，按人家规定已上天堂的作家的作品不在其列，没得也罢。

　　《水浒传》“逼”字当头及其他

　　关于水泊梁山的原址，至今正在争论不休，到底为啥？也许是为了持续火爆的旅游。其实山东梁山县早已宣布经典的梁山英雄聚义地就在这里，而且就连梁山大寨的主要关口尽都有了着落，还有啥可质疑的，但绝对认真的考据者并不以为然，他们重的是学术层面的铁证，而不是民间传说和旅游方面的必备设施。

　　笔者不是进行这方面考据的专家，从文学艺术角度上，我更看重小说作者灵感触发的点燃。基于此，前些年我在施耐庵故乡江苏大丰的白驹镇，就看到一处一望无际的水泊，堪称是：浪里白条时隐时现蓼儿洼，芦花俯仰信风报清秋。莫非是，耐庵先生最早获得灵感的由头？

　　中国话本小说难得之处在于，并不十分重事件发生的具体确切地点，而更在乎故事中人物活动的环境与性格。固然在北宋末年发生过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的起义，但无论是故事梗概还是宋江的行迹作为与《水浒传》相去甚远。看来无论是基本上依史实创作的小说，（如《三国演义》）能够成功，还是与人物活动经历差异较大者（如《水浒传》）同样也可以创出杰作。了不起的是，作者深谙文学艺术如何反映出生活的“奥秘”，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流传的基础上游刃有余地提升至经典文学的高度。中国古典文学家的想象力和艺术提炼功夫已非常纯熟，将后世人们概括出来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通过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部书蕴含的基本思想与主要人物活动最本质的“扣子”密切相关。《水浒传》一开卷就“逼”字当头：一个“逼”字，草料场一把大火断了林冲仅存的幻想，酒葫芦再也浇不了愁；一个“逼”字，为兄报仇手刃喋血的武松永远告别了熏着亲情气息的紫石街；一个“逼”字，钵儿大的拳头打死镇关西只有一个走，从此鲁提辖变成了鲁智深；一个“逼”字，浔阳楼上题反诗的宋江死里逃生，不得不暂时中断首鼠两端的“及时雨”生涯……还有一个“逼”字不是来自他方，而是梁山为赚人上山入伙由军师吴用略施小计实现的：这类有玉麒麟卢俊义、金枪手徐宁等等，就连县衙都头美髯公朱仝也是。这类“逼”字总叫人有点哭笑不得，仔细品咂还有点不是滋味。

　　但无论是何种情况“逼”上来的，在太尉高俅眼里面，这伙人通通都是贼寇；相反，在这些人眼里太尉高俅除了作恶就会踢球，至今人们也许仍然都不明白：踢球的技能与太尉这行当之间有何关系？你端王（后来的徽宗）对高俅再欣赏，委他一个蹴鞠协会会长就很可以了，干吗让这么个人，绝对的外行坐在太尉位子上发号施令？

　　其实在“道君皇帝”心目中，也许太尉这差事存个脑袋就干得了，而踢球侍奉却真是人才难得。一只神奇的脚便能使他心花怒放，无酒也可浇愁，跟画花鸟画瘦金体书法一样开心，对这位赵官家而言，国门牢不牢可以充耳不闻，而球门那边却需高俅这样的蹴鞠健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之后的靖康之变（公元1127年），金兵入侵，徽钦二帝当了可怜的战利品，那撞破汴京城门的，不只是金兵的铁骑，还应该有高俅在高处的临门一脚。此后800多年，外国有位铁腕说过一句“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内部”，恐怕不仅是一般的内奸内鬼，也还包括奢靡和腐败。城砖一块块被窃取，总体也会全部崩塌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今天仅存的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画，拍卖中高至数以千万计的天价，那又是另一回事，假如高俅的球靴货真价实，还能在今天神奇地被发现，也未必没有人光顾，其价格虽不及花鸟画，恐亦不菲。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