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到10年，新一轮产业革命将不断拓展，技术突破和业态创新将逐步模糊产业边界，全球投资贸易格局将加速重构，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服务贸易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服务业甚至研发活动将呈现深入的产业内垂直分工特征。目前，我国已成为工业和贸易大国，是世界产业分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存在产业发展水平低、处于全球分工链条中低端等问题。要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并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就必须从这个背景出发，对我国产业发展战略方向进行必要调整。

　　提高生产率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线。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是生产率提高，不能仅仅依靠三次产业数量比例来判断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而应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题应从强调增长导向的规模比例关系转为强调发展导向的产业融合协调，产业发展战略的重点也应从产业数量比例调整转向产业质量能力提升，以提高产业的生产率为核心。为了更好适应产业融合趋势，未来我国产业政策应逐步突破传统的“产业结构对标”思路，消除行政力量对部门间要素流动的干预，减少部门垂直管理带来的产业融合障碍，促进三次产业和各产业内部协调发展。

　　在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基础上，对三次产业功能定位进行重大调整。顺应当今世界三次产业融合与互动发展的大趋势，转变过去主要通过财政补贴等扶持性政策措施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的思路，在继续实施惠农政策的同时，重点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多种功能等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工业部门应通过核心能力建设，进一步突出在国民经济中的创新驱动和高端要素承载功能，逐步由过去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转变为通过技术创新和扩散提高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与国际竞争力。通过打破垄断和市场管制、改革投资审批、加强信用制度建设等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主导转向功能性主导，产业政策重心从扶持企业、选择产业转向激励创新、培育市场。当前，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市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产业政策需要加快转型，从扶持产业、企业和产品的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型产业政策。功能型产业政策是“市场友好型”产业政策，以“完善市场制度、补充市场不足”为特征，政府的作用是增进市场机能、扩展市场作用范围并在公共领域补充市场不足。产业政策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机制；二是优化创新生态，完善创新驱动机制，激励创新行为。

　　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从重化工领域转向高端和新兴制造业、公共服务等领域，经营业务从整个自然垄断领域集中到具有自然垄断性的网络环节。我国正步入工业化后期，过去形成的国有经济集中于重化工业的布局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已无法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而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端与新兴制造业领域、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产业领域、与完善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还非常需要国有资本投入。这就要求积极推动国有资本从产能过剩的重化工领域逐步退出，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等领域。推进电力、电信、民航、石油天然气、邮政、铁路、市政公共事业等自然垄断性行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主业突出、网络开放、竞争有效的经营格局。将电信基础设施和长距离输油、输气管网从企业剥离出来，组建独立的网络运营企业，通过网络设施平等开放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和公平竞争制度，使垄断性行业的国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20日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