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程喆

　　为人师表的老师成了披着羊皮的狼。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家庭监护和教育不到位、学校教育和管理不力，校园性侵案的发生。如何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和身心健康，人们应该思考的不仅是师德问题，还有更多的社会问题。

　　校园本应为一片成长的净土，近年来，性侵案却呈上升趋势。2013年，以“海南校长开房门”为中心，20天内出现了8起受关注的校园性侵案。然而，这并不是针对学生性侵案的终点，更加恶劣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2015年7月，宁夏12名幼女在村里的幼儿园被教师黄某性侵一案曝出。在仅有100多户人家的村庄中，这意味着1/10的家庭受到了伤害。8月，对于备受关注的“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木卓乡墨黑小学老师陆某涉嫌强奸多名女生”一案，镇雄县政府新闻办回应称，犯罪嫌疑人陆某因涉嫌强奸，现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校园是性侵学生犯罪的“高危场所”，且熟人作案多、学校监管弱、农村更薄弱。 有人参考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中国教育报》的材料，对近年来340起女童遭性侵案统计分析后发现，70%的性侵案发生在校园里；另外，有60%的性侵案发生在农村，老师和校长施害多，侵害的时间一般持续两三年。施害的手段以威胁恐吓为主，其次则是物质利诱和欺骗。

　　在这些案件中，有的是女儿向父母报告了问题，父母却不相信或者忽视了，结果导致侵害持续了很久；有的则是父母观察到子女不对劲儿，经过反复做工作才获取事实真相。由此可见，家庭这道防线有多重要。由于监管不力等，往往在乡村和城乡接合部更容易发生问题。

　　另外，女童遭受性侵害折射出学校教育理念的落后，学校性教育方法单一且教育效果不好。有些农村学校没有专门开设性教育课程，也没有相关教材。性侵害发生在学校中并且男老师可能就是性侵嫌疑人，则反映出学校管理不力、监督不到位和安全防卫能力不足。

　　此类案件频发，不得不让人们反思教师门槛问题。201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将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岗位聘任（聘用）的重要标准，建立健全青年教师师德考核档案，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并搭建行之有效的师德投诉、举报平台，将违背师德的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

　　这一初衷是好的。但这项政策并不完全被人看好，因为有一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师德究竟如何评价，由谁来评价？若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可能就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陷入“走程序，行过场”的形式化敷衍困境。

　　而且更加讽刺的是，有性侵行为的教师在暴露前往往都是“师德楷模”，被性侵的孩子因为惧怕等，通常不敢主动指出老师的失德行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强调，校园性侵案本质上不是师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是司法介入不够导致的。通过行政手段将这些纳入师德规范，实际上是对师德的一种“矮化”，应进一步厘清法律和师德规范的关系。

　　想要杜绝这类事情发生，必须用法律武器应对这种行为。而当下，这方面法律的缺位十分严重，有关“奸淫幼女”的定义依然比较狭隘。“奸淫幼女”的适用范围小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大量的奸淫幼女罪只能退而以猥亵幼女罪定案。《刑法》规定，只有行为人在“聚众或者在公众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时才将被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从量刑上看，“猥亵”比“奸淫”要轻。2013年“海南校长开房门”事件发生后，海南省万宁市警方公布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并未与6名女生发生性行为，遂以涉嫌“猥亵儿童罪”逮捕，就引发了舆论的质疑。

　　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很难将其定性，这就给嫌犯的处罚带来影响，处罚过轻不足以震慑犯罪分子。

　　在每年两会上，关于保护儿童的提案都有很多。比如有人大代表提出，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新增“防范校园性侵”。歌手韩红今年第7次带来了关注农村留守女童性安全的提案，建议让性安全教育进课堂，对曾经有性侵的教职员工“零容忍”等。

　　7月27日，针对时有发生的儿童性侵事件及目前存在的制度空白，全国妇联再次呼吁，要求加快完善儿童保护的法律制度，强化《刑法》等法律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幼女的保护，严惩性侵女童犯罪。

　　广东高院则建议，构建一套校园性侵害的预警系统和应对系统。预警系统包括对校园性侵犯罪高危地点、高危人员的预防，如禁止教师在私人场合对学生进行单独的辅导和与之谈话，当必要时可在教室和办公室里安装监控设备；应对系统则包括校园性侵害发生后对受害者的保护、对犯罪嫌疑人的监控、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保护现场及相关证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