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成立，成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现代科学体制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从此，中国科学界无论在学术组织，还是在科学家个人的研究事业方面都迅速发展起来。

　　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率先成立；化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设立；动植物研究所、心理研究所次年成立，这些研究所主要设立在南京和上海地区，集中了民国时期科学与人文之精英。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役，炮轰上海；11月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战争打破了科学技术常态发展的局面，但更坚定了科学家科学救国的信念。为了不做亡国奴，保存科学火种，完成未竟的科技事业，中研院奉命西迁至昆明、重庆西南边陲，在后方继续坚守。

　　西迁：忍辱负重，保存火种

　　1937年11月19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国民政府所属机构移驻重庆，一些学校、工厂、科研机构也纷纷西迁。中研院也不例外，但对西迁的地址各研究所选择不同。

　　总办事处、气象所、动植物所经武汉、长沙到达重庆；天文所、化学所、工程所经衡阳、长沙到达昆明；史语所、社科所由南京至昆明、阳朔最终到达四川李庄；地质所、心理所、物理所则到达桂林。地质所所长李四光与领导物理研究所的丁燮林是不与蒋介石政府合作的典型代表。为了避免去重庆，“离蒋介石远一点，以摆脱其控制”，他们选择了在“蒋桂战争”中遭到蒋介石沉重打击的桂系军阀所在地广西，决定将地质所与物理所迁往桂林。这样，地质所与物理所于1937年末在环湖东路合租了一座两层楼房，1938年6月搬到乐群路四会街12号蜀园作为临时所址，六年后再迁重庆。

　　中研院西迁途中，炮火连天，多抢一分钟就多带走一些仪器设备、书籍和文献资料。1938年4月，化学所吴学周接受庄长恭所长的委托，担负起主持全所迁徙的重担。此时，运输工具短缺，上海至昆明的铁路、公路都不畅通，吴学周决定由海路经香港，绕道越南海防再入昆明，这样可以避开日寇的骚扰，汉奸的破坏，终于于1938年8月中旬到达昆明。其他研究所虽无化学所这般，但情景也相差无几，他们历经跋涉，保存了科学的火种，只待日后为抗战效力。

　　1934年7月王家楫为中研院动植物所所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率动植物所人员撤离南京至衡山、阳朔终至四川北碚。为了保存无法带走的珍贵动植物标本，他们在夹墙的地下挖了一条深沟，小心翼翼地将标本埋藏起来。1944年5月，动植物所分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动物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他随研究所迁回上海。而1937年埋藏的标本却丢失殆尽，给王家楫、伍献文等人留下了终生遗憾。

　　战时科研：支援前线，强我中华

　　1938年8月，中研院总办事处、气象所和天文所、化学所、工程所已顺利迁至重庆、昆明；1940年冬，动植物所、地质所、心理所、物理所、史语所，社科所也分别到达重庆、桂林、李庄，科学家们一到迁驻地均争分夺秒地建立实验室，就地利用当地资源搞科研。

　　1938年1月，气象所首先由汉口迁抵重庆，初在通远门兴隆街设办事处，2月又迁至曾家岩颖庐；总办事处则于1937年11月到达长沙圣经书院，随后于1938年2月10日抵达重庆，与气象所同驻颖庐，房东陈姓，是竺可桢在哈佛大学的校友。房东家住楼下，二层右侧为中研院总办事处用房，后面是研究所办公用房，左侧是气象所集体宿舍。后因为各种机构陆续迁至曾家岩颖庐，气象所于1939年5月再迁至重庆北碚，总办事处于1939年春迁至上清寺，1940年移往牛角沱生生花园。

　　化学所吴学周、柳大纲、王承易等初到昆明即着手研究所的筹备工作，短短几个月内在小东门外灵光街51号组建了临时办公处，大羊坊旺村丁家楼下殿中为小学课堂，楼上为宿舍。1938年9月吴学周为化学所代所长。1939年1月，化学所与工程所实验馆同建于棕树营。

　　当时我国矿物油极少，加上抗战爆发后外援不足，因此，设法研制代用品以解决机械的润滑问题，成为化学所当务之急。他们经研究发现蓖麻子油具有很好的润滑性质，便加紧了对蓖麻子油的研究，最终试制出飞机润滑油，并与航空委员会商定大量试用。化学所针对当时阵地上和军队中时有疟疾发生，于是加紧了对奎宁、辛康尼丁的研制，使得军队战斗力得以提高，且药品紧张的状况得到缓解。

　　工程所利用昆明当地的气候条件，空气透明度高、日照时间长、气候温和、资源丰富等条件研究光学玻璃，试制理化仪器玻璃及药用中性玻璃，以备装防疫药苗供军方使用。

　　天文所到达昆明后在小东城脚20号租了一所私宅，同时，选定凤凰山作为台址，建盖了三幢平房和观测圆顶室，它由余青松亲自设计，天文所技工周锡金制造金属部件，临时工木工制造完成。承接这项工程的是由上海迁至云南的陆根记营造厂，这个观象室用从南京带来的变星仪、太阳分光仪等仪器，继续观测研究工作。

　　在四川南溪李庄，坐落在群山中不起眼的房屋是社科所所在地。在傅斯年和陶孟和的带领下由70位学者组成了中研院最大的研究所，他们在战火中保存了许多珍贵文物。安阳甲骨文、竹简以及众多皇史宬中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资料得以保存在这个小村庄而免于焚毁。史语所也在李庄驻足，研究员吴定良与社科所合作共同在艰苦的条件下测定挖掘出的颅骨和甲骨，他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体质调查，为我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到奠基性作用。

　　其他各个研究所西迁后也结合地域、专业为抗战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一批批科学家们在西南后方与前线并肩作战。在广西的地质所对湘南煤田进行勘察与研究，进一步论证指出“其有经济价值者或属二叠纪，或属侏罗纪”；前者皆无烟煤或半无烟煤，可供工业之需；后者则大抵皆烟煤，尤为铁道交通所赖。这一研究无疑为湘南煤田的开采，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解决粤汉、湘桂线的燃眉之急奠定了基础。地质所在所长李四光的带领下，在广西钟山找到了稀有有色金属铀矿；1942年，配合资源委员会在赣湘粤黔滇桂六省发现钨锡矿这一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略物资，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物理所在所长丁燮林的带领下除为工矿企业、各大中学校及医院机关等制造各种教学仪器及设备外，对战时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尤其是军用通讯的畅通无阻做出了重要贡献。

　　复员：怀揣希冀，助力科研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在即，中研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年会3月8日—10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图书馆召开。翁文灏、李四光、吴有训、茅以升、竺可桢、陶孟和等与会，会议探讨抗战胜利后中国科学如何建设的问题，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中国科学学术独立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国际科学交流的必要性等问题。这次会议为战后中国科学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研院各所在抗战胜利后进行了复员。回迁至南京的研究所有气象所、天文所、地质所、史语所、社科所；回迁至上海的有化学所、工程所、动物所、植物所、心理所、物理所，其中工程所大部分人员和设备仍留昆明，在上海和昆明各有其成员和设备，至今仍旧分隔两地。

　　面对日军蹂躏破败不堪的南京城，踏过仍旧平静的扬子江，科学家们8年前离开上海、南京时的情景依稀可见。而今抗战胜利了，他们带着希望和科学家的爱国之心，渴望用自身所长重建百废待兴的中国，弥补战时流失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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