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资本市场的自由流动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前所未有。这种高度融合既强烈冲击了国人观念，在经济生活的具体领域也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在变化中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经济发展和指导社会治理实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眼下国内外新兴打车软件的上线运营，以“公益”和“人民”为名，整合庞大私家车资源，以拼车为突破口，以低价切入市场，提供了相对便捷、廉价和优质服务的同时正在强烈冲击着传统出租车行业。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新兴打车软件符合当前“互联网+”创新驱动的大趋势，最大程度地释放了闲置私家车效能，部分解决了当前严重的“城市病”，也促进了闲置劳动力的就业。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新兴打车软件打破传统出租车行业垄断，促进了就业公平。从政治学角度讲，它有助于提升国民幸福度和认同度，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新兴打车软件的高速发展必将在竞争中争夺“人家的奶酪”并由此引发争议。一方面，传统出租车司机一直承担高额的“份子钱”，近年来有关出租车司机“过劳死”、职业病的新闻不绝于网上。高劳动强度使出租车行业无可争议地被评为压力最大的职业之一。另一方面，司机的辛苦却并没有带来消费者对出租车行业的同情和认可。出租车行业多年来一直广受群众诟病：车难打、脸难看、拒载、绕道等行为一直是广大乘车人投诉的热点。

　　相比而言，新兴打车软件所提供的叫车服务，通过互联网服务呼叫平台、GPS运营路线跟踪系统、服务评价系统、奖金刺激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治理了出租车行业的顽疾，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打车者的服务体验。

　　当前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法律制约。新型打车软件已经“占山扯旗”、聚集超乎想像的私家车数量。然而，这些提供运营服务的私家车辆，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均属于“非法运营”。二是利益之争。数量庞大的私家车“非法运营”，挤占了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司机的合法利益，这一矛盾如不能得到理性、及时、妥善的处理，后果将不堪设想。

　　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灵魂问题和核心问题，城市管理者所坚守和遵循的法律法规，应该从符合核心价值观法治理念的“善治”出发，正视、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解决上述两组矛盾首先要明确对私家车司机的价值认同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承认和肯定他们是“合法”的从业者，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这个角度出发，私家车司机为实现个人的幸福、增加个人收入加入到服务体系中来，政府要与时俱进大胆地探索政策变革，试点性地允许某些城市的私家车合法地运营，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这符合近期国务院有关文件多次提及的促进就业、实现“互联网+”等政策。

　　其次，要最大程度地保障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合法权益。如浙江义乌，已率先提出出租车“份子钱”的减免改革。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新兴打车软件“倒逼”出租车几十年不变的“行规”。高额的“份子钱”已在事实上“逼迫”大量出租车司机“投奔”所谓“非法”的运营软件旗下。较为轻松的劳动节奏和宽松的劳动时间，符合当代人对劳动条件的要求。因此，时代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机构和出租车公司提出了新要求，不仅要从管理制度和管理形式上进行改革，树立服务群众的意识，同时也要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人本关怀的员工体制。

　　第三，以处理上述矛盾为契机，在出租车行业真正建立起法治和公平竞争体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法律如果不被信仰，它便形同虚设。中国古代也讲天道不欺、天道弥平。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该仅仅是街上各处宣传的一个口号或者符号，而且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并最终成为国民内心的信仰。新兴打车平台与其他传统产业一样，都应该赋予同等合法的入市资格，只要它能够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便利、促进社会就业、改善社群关系，那么国家就应该与时俱进通过立法、执法调整原有不合理的竞争关系，夯实公平竞争原则，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基本秩序的良性运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最终实现以改革创新赢取民众价值认同。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毋庸讳言，我们在高速发展中的确积累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社会发展失衡的问题，而究其根源则是社会发展理念落后和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差所导致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要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不应仅仅停滞到学习研究的层面，更应该要求各级城市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领会和运用。

　　小小的“打车软件”已经在神州大地掀起诸如社会公平、劳动尊严、社会正义等涉及价值观问题的讨论，并且真实地影响着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如何在出租车行业建立新型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化解行业矛盾，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从而赢得民众价值认同，成为考验各级城市管理者智慧的一道新命题。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