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龄统计统一从1956年开始，不管生老病死或远嫁他乡，只要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条件都能以农龄折合股份享受集体资产收益，不管是经济发达村还是欠发达村，都纳入集体经济改革制度体系内……这些金点子，是上海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结晶。上海是最早扛起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红旗的大都市之一，金点子尽快结出金果子，不仅关系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形象，而且更是关系到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又一次重大变革的进程。

　　上海市委农办、市农委主任孙雷告诉记者：2014年上海明确提出，到2017年基本完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到2020年应改尽改，确保全面完成，截至2014年底全市已有48%共计784个村完成了改革，建立了779家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高效的行动传递着市委市政府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承诺和信心，率先全面落实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也是大都市应有的境界。

　　让改革得民心合民意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从那时起，上海为此做着不倦的求索和反思。

　　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这项工作。2011年，在时任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吴志明的牵头下，上海市委农办、市农委会同有关部门，对扩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出台了《关于加快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2014年，上海市委农办、市农委花了半年时间，组织力量对闵行、松江的改革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时，结合上海的实际，明确了上海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时间表和线路图，出台了《关于推进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若干意见》。

　　“其实上海的改革探索从未停步。”上海市农委政策法规处处长方志权说，“这项改革的核心是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的合法权益，如果不从理论上突破，光靠大胆实践，如此量大面广时间长的清产核资、成员农龄界定，很有可能带来不和谐因素。”

　　记者采访得知，上海把这项改革阶段性的重点任务定位在“对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基本确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社区股份合作社、社区经济合作社这三种形式，股权设置明确“要以农龄为主”，从2009年起3年的“摸家底”数据显示，该项改革涉及591.5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近1.26亿年总农龄数、镇村4200多亿元总资产，改革工程浩大繁复。

　　用制度保障农民做自己的主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是完善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重大变革，作为勇于吃螃蟹者，上海探索出了一条让农民做主的制度化道路。

　　记者通过金山区农经站站长王庆华了解到，金山区124个村统一采取经济合作社的形式，这不是自上而下的要求，而是社员的选择。正因为是社员的选择，金山区产权制度改革虽然起步晚，2013年分管副区长许复新亲自跑到村里做动员才挑选了3个村作示范，但是2014年却完成了43个村的改革，2015年加入改革阵营的竟然达到80个村，形成了数量、质量并进的良好局面。

　　把经济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改革形式之一是上海独创，这个创造的思维逻辑其实并不难，那就是让农民做主的前提条件是让农民有主可做。

　　2012年，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和社区股份合作社的局限，为了支持和鼓励中远郊基层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创设了社区经济合作社这一适用面更广的改革形式，该形式采取农业部门登记，由政府颁发证明书，凭证明书申领组织机构代码证，建立财会制度进行运作。

　　“这个文件的出台对村级集体经济改革工作真的太好了，把周边所有的村庄都纳入到改革的制度框架内，我们这些示范村也不再前怕狼后怕虎。”金山区山阳镇杨家村党总支书记姚金源对记者说。

　　杨家村经济合作社是金山最早启动改革的3家示范社之一，也是金山区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分了两次红利的合作社，杨家村改革的成功有目共睹，但是姚金源的心却直到邻近村庄都踊跃参与改革后才彻底放下来。

　　记者在村里采访之后发现，清产核资后干部们更磊落了，村民的疑虑也消除了，集体经济的事都在阳光下操作，而且，因为各司其职，杨家村治理工作也走上了制度化，村里大大小小的事都习惯于由村委会提出，依次通过党员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成员（代表）大会，办事自然就公开公平公正，效率高。

　　“有人说金山区的改革进度快质量高是因为时势所迫，这话当然也没错，但从我的切身感受来说，关键还是市区两级党委政府让基层干部们感受到了改革的紧迫性，市农委采取了月报制度，每个月第一个工作日各区县的改革情况就放到市区县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桌子上，操作中又真正做到用制度规范改革、放手让农民做主，改革进度快了，质量也高了。”王庆华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在制度与民主高效结合方面进行了更广泛的探索实践。比如，集体资产由村民共有变为村民按份共有，收益向股民按份分红，普遍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法人财产权、出资者所有权等“三会四权”制衡机制，把集体“三资”全部纳入市“三资”管理网络等等。对股权设置明确以农龄为主要依据的规定下，根据农民意愿又明确不是“唯一依据”，但要坚持农龄因素起码要超过50%、通过规范的程序讨论通过这两条底线，规定收益分红的同时又坚持由效益决定分配，并把民主决策分还是不分、怎么分作为收益分配三大原则之一。

　　孙雷告诉记者，把全部村级集体经济改革纳入制度化体系是上海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特色，通过《关于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创设经济合作社只是其中一项，其实上海已构建起了“1+1+12”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

　　完善政策体系与边改边试两不误

　　2014年，上海完成了542个村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前20年改制数量的2倍，2015年上海计划推进626个村，截至5月底，共启动607个村，已完成165个村，而整体上已完成949个村，占总村数的56.6%，取得如此成就，“1+1+12”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功不可没。

　　与《关于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一起，《关于推进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若干意见》构成了政策体系的另一个“1”，在这个“1”里，浓缩了上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记者了解到，在这两个提纲挈领的文件基础上，改革工作方案、合作社证明书管理、程序等“12”个制度性文件则细化了改革进程中的各项工作，甚至对由上海农村综合帮扶基金支持建设的农村综合帮扶项目所形成的净收益分配管理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制度、民主这两手抓两手硬确保了上海的五个坚持，即坚持集体所有、因地制宜、农龄为主要依据、公开公平公正、效益决定分配，这些都是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丝毫不能动摇。”方志权说。

　　闵行区是上海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先行区，2011年被批准为全国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2014年又被批准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数据显示，近70%的村完成了改革，闵行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3%，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1.47∶1，是上海郊区乃至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为了群众的长远利益，闵行区善于创新，探索了联村形式的社区股份合作社改革。

　　该合作社是2009年上海首家社区股份合作社，涉及6个撤制、1.7万农转非村民，短短5年时间却经历了五村先改制一个村后加入、一些应入股未入股村民在2014年成为股民的重大完善行动。

　　庄根东是2014年改选后担任合作社理事长的，对于这两次完善行动记忆犹新，毕竟每年2000多万元的分红关系到每个村民的利益和生活品质。

　　“工业区也好，合作社也好，我们有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土地是集体的，权益和发展成果是每个农民都应该享受的，解释清楚这一点，老股民会让出部分利益，新股民也会更珍惜这个集体。”庄根东说。

　　“也许，这就是上海的境界，为了农民的利益改革没有尽头，只要农民有意愿就想办法去完善。”莘庄工业区管委会分管该项工作的高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