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本报日本分社多次收到一位名叫臼井芳雄的日本老人的传真，说是想在中国媒体上刊登寻人启事。70多年前，他父亲所在的侵华日军在湖南驻扎时，曾经拷问过一名中国村民，并致其伤残。他希望找到这位受害者，替父辈赎罪。

　　战争的记忆如何在两代人之间传递？一声迟来的道歉又为何选在70年后？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在东京杉并区一幢略显破旧的民宅中，找到了臼井芳雄。

　　今年63岁的臼井芳雄翻开封面已经脱落的家庭相册，向记者讲述了父亲臼井英雄的战争回忆。1939年，当臼井英雄被征召入伍时，还只是个18岁的高中生，刚刚订婚。他跟随的部队从中国上海登陆后，整编加入“上海警备第一部队”，驻屯在浦东及崇明等地。之后，这支部队几经扩充变更，先后辗转于江浙赣鄂等地与八路军等抗日队伍作战，最后在湖南省华容、岳州附近驻扎，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在臼井芳雄的记忆中，父亲并不愿提起当年的事情，但每每说起总离不了“残酷”两字。父亲曾说，所在部队的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学生、农民，只接受过非正规的军事训练。为了“练胆”，上级军官就把中国俘虏拉来当活靶。新兵不敢动手，军官就以天皇的名义强行命令。由于手法不熟练，活靶往往被砍得面目全非才求得一死。部队还经常到当地村民家里掳掠年轻女性。年迈的中国母亲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日本兵架走，跟在后面一路嚎哭。

　　有一件事在臼井英雄心中留下深刻记忆。不记得因为什么事，部队抓来一名20岁左右的男性村民拷问。军官用枪击落了村口的大钟，令这名男子跪在地上，将双手反绑在钟上进行拷问。仲夏的烈日将金属大钟晒得滚烫，看得出他非常痛苦。这是日军当年拷问中国普通村民惯用的手法。大约一年后，臼井英雄在街头偶然遇见了这位村民，发现他双手连一个手指都没有了。

　　日军不仅对中国军民非常残酷，就是对自己的士兵也缺乏人性。上级军官常常要下级士兵把妻子和恋人寄来的家信当众朗读，以此取乐。臼井英雄对这些做法非常痛恨，就当着上级的面把未婚妻的信撕碎，结果遭到殴打。在部队移防途中，有些士兵水土不服感染疾病，按规定应该抬上担架。但是为了保证运送弹药粮草，不少病号被就地遗弃，自生自灭。

　　日本战败投降后，臼井英雄回到东京，从事气象仪器设备的开发工作，并与等待了6年的未婚妻成婚。

　　臼井芳雄说，父亲1987年去世后，他接手了父亲的研究所，对政治不太关心。但最近两年来，他感觉日本社会的气氛越来越像战前，政府不顾民意强行推行新安保法案，战犯甚至被某些政治势力当成英雄，而不少年轻人对侵略历史一无所知。

　　为了贴补家用，臼井芳雄在业余兼职开出租车。有时候，他和乘客聊起修宪等话题，表达对日本重新走向战争的担心，换来的常常是对方的无动于衷。看到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否认战争的言论，他就公开真实姓名，把父亲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这也促使他更多关注70多年前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说，日本对战争至今没有彻底反省，这是日本社会今天走向右倾的原因之一。

　　中学时代，一位名叫安藤的教师告诉臼井，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邻居，要好好研究和中国有关的历史。2014年8月，他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开始学习中文。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他对侵略战争有了更多了解，也为两国政治家开创的中日友好事业折服。为了日本能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为了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能够持续，他产生了寻找受害人替父亲谢罪的念头。

　　年代久远，加上父亲没有留下具体的地址，他只知道那位受害者可能生活在湖南临湘县长安、华容县北景港或者岳州一带。根据父亲的讲述，臼井芳雄手绘了中国村民被缚拷问的场景。为了表示诚恳，他还在提供给记者的每份证言材料上都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他表示：“如果那位受害者还在人世，我想去中国替父亲谢罪。”他要以证人的身份，对那些企图掩盖罪行的声音给予有力的回击：历史不容篡改，战争不能重演。记者 田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