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条“娱乐新闻”当真“娱乐”。

　　先是喜剧演员贾玲恶搞花木兰，遭到了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的批判。随后，贾玲道歉。值得玩味的是，原本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贾玲，认为其作品过于恶俗，而贾玲道歉后，舆论反倒分裂成两派。一派说，花木兰是文化当中的一个正面符号，不应被娱乐，甚至丑化；另一派觉得对民间传说进行再创作未尝不可，将其上纲上线是对艺术的扼杀。

　　于这个时代来说，无论是痛心疾首还是口诛笔伐，都如潮起潮落，很快偃旗息鼓。这个时代的好处是，凡事尽可游戏化，看个热闹，便作鸟兽散。不过于笔者而言，却感觉自己如同被人当头泼了一桶狗血，纵是洗干净了，心里仍有个疙瘩。何况，笔者实难以认同所谓“上纲上线”的评价，忍不住要说说。

　　要说木兰，那真是挺冤的。

　　据史料记载，木兰在我国历史上确有其人。不过，其生平的确是扑朔迷离，从北魏时期到唐朝、明朝、清朝，不少时代都出现过歌颂木兰替父从军的记载和文学作品，而且一会儿姓朱，一会儿姓魏，还有姓任、姓韩之说。堂堂一位巾帼英雄，连姓都传乱了，也难怪会被今人当成民间传说。

　　有了这个前提，前文的纷争也就不难理解了。若将其当作一个严肃的文化符号，即便是喜剧演员要进行创作，怕是也会好好掂量一下分寸。换言之，怎样看待木兰，最终决定了我们对贾玲事件的判断。

　　木兰究竟怎样，是历史；我们怎样看待木兰，就是历史观。

　　史观一说，一直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史观讲究去伪存真，追求细节的真实，从微观层面还原历史。而广义的史观，则要从宏观上形成对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历史共识，简化后便是所谓的“文化符号”。二者各有侧重，且功能不同。但后者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显然更有意义。

　　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杨贵妃的历史符号就是美女：“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因为她姿色过人，才有“三千宠爱于一身”；才有玄宗皇帝不问政事纵情声色，以致军政大权旁落；才有安禄山拜其为母，却和“母”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后来安史之乱以及贵妃缢于马嵬驿的结局，都有其姿色的因素贯穿其中。这是广义史观的观点。

　　但事实是，唐朝以丰腴为美，北方尤甚，这一点，大把的宫廷仕女图可以作证。而贵妃好红妆，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上曾记载，“贵妃每至夏日……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换句话说，仅从史实来看，倾国倾城的贵妃娘娘，在今天看来，不过就是一个浓妆艳抹的胖子，而且一出汗就掉妆。

　　如果真的作此判断，那便是狭义史观了。按照这一思路，安史之乱中三位男女主角错综复杂的关系，怕也和“爱江山还是爱美人”搭不上关系了，而是两个大权在握、嫌美爱丑的男人和一个外在不一定美、内在尚不知的女人之间的爱恨情仇，绝对狗血至极。

　　为什么一个浓妆艳抹的胖女人，经过历史的描绘，会变成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是历史学家都疯了吗？显然不是。

　　以今天的审美来看，杨贵妃的容貌不过尔尔。但在她所生活的年代，她确是美女，而且美到祸国殃民。究其根本，不是她长了一张有争议的脸，而是时代在变，审美也在变。或者说，她的美，只是唐代审美的历史符号，不代表更早的过去，更不代表今天或者未来。指望她美得纵贯古今，确实是难为她了。

　　这就是广义史观告诉我们的道理。

　　木兰也是如此。放在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当代，木兰充其量也就是个女汉子。可放在古代，就只能用惊世骇俗来形容了，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也没出几位，除了杨门女将等等，也只有木兰了，无怪乎史称其不让须眉。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史观的两个维度。是“就古论古”而后“以古鉴今”，还是“以今度古”，高下立判。

　　历史的车轮自有其前行的轨迹，身处其中的人也无法超越时代而存在。我们真正应当追寻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基于当下的结论，而应该是基于历史背景给出的客观判断。在历史的洪流中，行他人所不能成之事，即是能者；想他人所不能想之事，即是智者；破他人不敢触之樊笼，即是勇者。他们都是历史的推动者、书写者，值得更客观的评价，当得起我们更多的尊重。

　　木兰，你冤，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