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红

　　由于受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今年我国外贸呈现总体下滑态势。当前我国外贸增速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拐点时期，促进外贸稳定发展对于实现“两个中高”、稳定就业意义重大。应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空间，尤其要注重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重塑产业与贸易竞争新优势，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

　　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我国外贸发展仍面临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阶段，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外部风险可能增多

　　一是外需市场不振。IMF预计，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3.5%，增速比2014年提高0.1个百分点；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欧元区、日本将分别增长3.1%、1.5%、1.0%；主要新兴经济体印度、俄罗斯、巴西将分别增长7.5%、-3.8%、-1.0%。各国消费投资需求普遍不振，导致国际贸易增长仍然乏力。WTO预计，2015年全球贸易量增长4%。

　　二是高端产业出口面临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随着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蓬勃发展，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品和服务领域快速发展，继续推动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过去5年间，美国和欧盟出口额年均增长分别为9%和8.2%。特别是智能制造装备将成为未来高端制造的国际竞争焦点，德国确定了“工业4.0战略”、日本政府通过了“机器人新战略”、美国发布了“实现21世纪智能制造”，都说明了这一点，各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都将带来智能制造装备的大量市场需求。其次，电子信息产业升级也为发达国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传统消费电子产品正在向网络智能化发展，“互联网+”概念产品，包括支持物联网的硬件设备、家居数字化和智能化设备、可穿戴设备、3D设备、交互和超高清电子产品等市场前景广阔；智能手机及其他移动设备将成为下一代计算平台；在大数据、机器人、智能汽车、新一代智能家电推动下，超级计算、大型存储、传感器等将是新的增长点。Gartner预计，2015年全球与物联网有关的处理、传感及通信半导体市场将增长36.2%。

　　三是中低端产业面临周边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压力。由于我国生产要素成本全面上升，周边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比我国低廉，引资政策优惠，承接加工制造业转移速度加快，促进了出口快速增长。过去5年间，印度和东盟出口额年均增长分别为14.2%和9.8%，一些在华跨国公司逐步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

　　四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将继续影响进出口。到2015年3月末，纽约、伦敦两地油价比2014年高点已跌去一半以上。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世界石油库存将在2015年中期达到峰值，下半年有望企稳并于2016年小幅回升。英国商品研究局（CRU）编制的钢材价格指数显示，到2015年4月初，全球钢价指数同比跌幅扩大至16.8%，其中北美、欧洲、亚洲比上年同期分别下跌22.4%、6.7%和20.5%。铁矿石市场2014年价格跌幅高达47%，2015年以来价格继续下跌。

　　五是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严重。一些区域自贸协定形成规则壁垒，对协定外的国家形成产品和服务出口歧视。据世贸组织统计，截至2014年10月，20国集团实施贸易限制措施962件，比一年前增长12.4%。据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监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超过1/4对中国出口产生影响。

　　六是人民币升值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201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6.4%，2015年一季度又升值4.2%。

　　从规模速度增长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看待当前外贸增速变化，应坚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与产业创新发展结合、扩大外需与扩大内需相结合、长期战略与短期战略相结合的原则，推动我国外贸从规模速度增长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虽然我国外贸增速明显下降，但结构在不断优化，说明近年来我国外贸战略和政策调整已见成效，外贸的基本面仍然是向好的。从国际方面看，随着美欧经济继续复苏，新兴经济体加快发展，有利因素仍然存在。随着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增强，服务业持续发展，海外直接投资进入加速期，都将为外贸出口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尤其是自贸区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为外贸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空间。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看待当前外贸增速变化：一方面国际经济大环境短期难以改变，另一方面我国贸易规模已列世界第一，过去的高增长难以重现，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新常态。应坚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与产业创新发展结合、扩大外需与扩大内需相结合、长期战略与短期战略相结合的原则，推动我国外贸从规模速度增长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1、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构建全球自贸区网络、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拓展国际经贸合作空间。一要稳固美国、欧盟市场。一方面要通过加快商谈中美自贸区、中美双边投资贸易协定

　　（BITT），重点消除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壁垒，扩大双边进出口；另一方面应充分挖掘欧盟市场潜力，重点扩大高端装备、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二要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大力开拓东盟、韩国、印度等亚洲市场，积极拓展东欧市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贸易量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值接近3万亿元，约占同期我国外贸总值的四分之一，预计未来10年将突破2.5万亿美元。应加快拓展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空间，尽快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贸区，消除贸易投资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依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合作平台，扩大贸易投资规模。尤其是通过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产能合作等，带动我国大型成套设备、高端装备制造、零部件、核电、高铁等产品出口，以及金融、交通运输、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等服务出口。三是扩大自贸区网络，逐步拓展到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

　　2、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为外贸出口奠定了坚实基础，产业体系、出口产业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应着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要发挥创新设计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作用，提高钢铁冶金、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汽车、消费电子、金属制品、机械等传统产业的创新设计能力，实现从出口规模向质量、品牌、高附加值的转变；提升高端装备制造、轨道交通、飞机、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研发、系统集成、服务模式创新能力，扩大出口规模。通过推动“两化融合”、“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战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释放产业创新活力，培育外贸企业的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新的竞争优势。

　　3、加快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落地生根。加工贸易为我国新一轮吸引高端服务业外资、延伸外资产业链布局奠定了有利基础。国内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等产业合作平台，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加工制造企业，不仅形成了开放型经济的基础，而且与跨国公司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应利用跨国公司上一轮投资制造业的基础开展二次招商，重点引进跨国公司研发设计、财务结算、物流等相关服务机构。与此同时，扩大国内上下游配套企业规模，从而形成外资在我国的全产业链布局。

　　4、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我国服务贸易增长潜力大，特别是服务外包、跨境电子商务、网络物流等互联网新兴服务业态的兴起，降低了中小企业出口门槛和成本，为扩大服务出口提供了技术条件。应继续加大对服务贸易的政策支持，发挥示范城市、示范园区的带动作用，重点提高软件、信息技术、电子商务、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文化创意、设计咨询等高端服务出口能力，积极扩大旅游、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出口规模，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服务企业。同时，扩大研发设计、节能环保、信息技术、咨询、教育、医疗、金融等高端服务进口。

　　5、发挥海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带动作用。国际经验证明，通过海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避开贸易壁垒带动出口。我国海外投资已经进入加速期。今年1-5月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54.1亿美元，增长47.4%；遍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欧盟、东盟、美国的投资快速增长。应在鼓励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海外投资的同时，带动各类机械、装备、零部件等相关产品出口，以及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科技咨询、信息技术、现代物流等服务出口。

　　6、实施积极的扩大进口战略。一是扩大消费品进口规模，尤其要扩大婴儿用品、老人用品、日用消费品、奢侈品等消费品进口，解决长期以来国人境外购物问题，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二是抓住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机，继续扩大矿产资源、石油等产品进口，完善国家储备体系，支持企业建立商业储备。三是抓住国际农产品价格下跌时机，适度扩大农产品进口，利用进口调节的同时减少国内粮食、水果等农副产品的化肥使用量，提高农产品绿色安全标准，节约水和土地资源。四是鼓励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等进口。优化进口环节管理，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

　　7、加快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外贸发展环境，加速发展模式创新。近年来，国家在扩大企业外贸自主权、通关便利化、放宽外资准入、完善金融服务等方面不断出台政策，使外贸企业经营环境得到一定改善；尤其是通过设立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外贸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动力。但必须看到，我国外贸管理体制、管理方式仍然严重滞后，既不能适应外贸快速发展的要求，也不能适应网络信息时代和新产业革命的要求。如，外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出口退税慢、通关效率低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多数企业反映成本上升过快、税负过重；对跨境电商等互联网新业态贸易缺乏规范管理、制度顶层设计等，都严重制约了我国外贸企业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

　　为此，一要加快通关便利化、贸易便利化、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等方面的改革，通过探索“负面清单”“通关一体化”“一站式办公”等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二要加快外贸金融创新，尤其要注重利用互联网金融、众筹等新的融资模式，降低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成本，解决融资难问题。三要鼓励企业创新贸易方式。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全球贸易方式、管理方式、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的快速创新，为拓宽贸易增长空间提供了难得机遇，要使企业树立“买全球、卖全球”的理念，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四要加强金融保险、数据信息、法律咨询等服务平台建设，为外贸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支撑，有效解决贸易摩擦。五要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等互联网新业态贸易的规范管理和统计体系。近年来，通过跨境电商的贸易量迅速增长，由于在税收、统计等制度设计上不完善，漏税、漏统等问题比较严重，应尽快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加以完善。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