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激发了市场活力，释放了改革红利，群众方便，企业获利。但改革并非坦途，不会一蹴而就，简政放权也不例外。那么，对于简政放权，市场主体获得感如何？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简政放权效果？还有哪些衔接配套有待完善？本报记者近日在云南省进行了采访。

　　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怕担责

　　“坐着办事很容易，跑着办事还有点难。”云南省湖北商会会长祁红珊名下有多家企业，随着政府简政放权力度不断加大，祁红珊确确实实感受到办事越来越方便，尤其是可以上网办理的业务，足不出户就能申请，按照时限就可完成，极大方便了企业。

　　便利的背后是被取消的众多行政审批权。昆明市委编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昆明市市级行政审批事项从2001年的1016项精简为2015年的83项，审批时限压缩2/3以上，大部分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均压缩到了7个工作日以内。一面是精简，一面是优化流程，审批时长大大缩短，昆明市市场主体数量也有了“井喷式”增长。

　　不过有时候祁红珊仍会无奈，比如，碰上“土政策”，就有苦难言。“为了破解融资难，我们商会几家企业本想发起设立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可项目报上去，相关主管部门却迟迟没有批复。后来一问才知道，由于此前批准的部分企业出了问题，相关部门干脆将所有互联网金融企业审批全部搁置了。”

　　祁红珊遇到的并非个例。在某市中心城区，由于年初发生过一起重大火灾，该区要求加强对集贸市场整治，近三个月内关于集贸市场营业执照的审批也被全部搁置。“也不告诉你为啥，反正所有街道都不给盖章。”祁红珊说。

　　“政府当然应该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可是不能为了所谓的市场安全就拒绝整个市场。”云南省湖北商会秘书长柳青松认为，简政放权无法落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而这背后又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怕担责有一定关系。

　　实际上，简政放权中不少行政审批权属于层层下放，对企业而言只要没取消，仍然需要报批。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解志勇教授认为，简政放权的关键是放权，对于既能够下放又能够取消的审批应该坚决取消，能够通过电子政务规范的应该优先网上办理。

　　云南省委编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处处长李志康建议，应该转变管制式思维，将不必要的前置审批转化为事中事后监管，真正做到依法依规的不干扰，违法违规的不放过。

　　信息不畅，有的改革举措工作人员都不熟

　　走进昆明市官渡区国税局办税服务大厅，“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落实咨询服务岗”格外显眼。如果说简化行政审批在于激发大众创业，那么减税政策则属于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轻负担。

　　近年，云南省“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如何最大程度享受出口退税政策成为企业的期盼。然而，由于税收政策存在较强的专业性，企业人员很难掌握具体标准及申报流程，为此，昆明市国税局专门上门了解企业在处理境外投资业务时关注的涉税热点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措施，让税收优惠政策得以落地。“除了上门介绍税收优惠政策，税务局还会不定期组织企业财会人员免费培训。”祁红珊说。

　　然而，由于改革力度较大，部分改革举措不仅行政相对人对政策不熟悉，公职人员也未必能全部掌握。营改增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但部分企业需新开设国税账户。此前，昆明市个别税收征管员存在指定税户开户行行为，而实际上指定开户行的政策早已取消。本报披露此事后，昆明市国税局自查发现原因竟是部分工作人员对该政策并不熟悉，为此，全局启动对营改增政策的培训，提高税收征管人员对政策的把握水平。

　　绝大多数企业均听说过简政放权，可哪种审批权得到了简化，大多数企业仍知之不多。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政策有的省份已经大张旗鼓施行，但在有些县市却仍然未启动。

　　简了哪些政，放了什么权？除了制定许可目录和权力清单、公布摸清权力家底，云南省在大幅削减审批事权的同时，专门印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各级政府部门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审批信息及时公开，实行阳光审批。

　　解志勇认为，在改革初期，有必要加强对执法者的培训，同时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向社会公众公布权力清单及行政审批需要办理的手续。“对密切相关的当事人在可能的情况下有必要逐个告知，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

　　“政务信息化是规范行政审批权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加强过程透明和事后监督。”解志勇说。

　　衔接配套跟不上，为官不为仍存在

　　原本只需要到市一级办一个证就能在全市营业，审批权下放后却需要到每个县报批；前置审批取消了，后续审批却仍坚持要前面部门盖章。少数地区和部门的简政放权，反而为企业添了麻烦。

　　“在简政放权初期，确实容易在衔接上出现问题，但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不能因此否定简政放权。”解志勇说。

　　精简行政审批权后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审批事项的削减，并不表明工作职责的消失，而是管理方式的转变。”李志康说，“云南省在权力清单的基础上，将对取消、下放的审批事项进行再梳理，属于政府部门必须履行的职责，将以逐项列出事中事后监管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政策很好，落实是关键。”昆明市官渡区源美广告公司总经理虞廷忠说，一些政府部门为官不为的现象仍存在，“权力打架，企业遭殃。”

　　解志勇认为，政府部门行使权力、适用法律应该从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出发，善意解释有关法律法规。“部分行政不作为虽然不违法，但是并非出于善意，这也是出现‘我妈是我妈’等各种奇葩证明的原因。”

　　“证照实行跨地域、跨部门互认，在技术上难度并不大，多数行政工作人员拖着不办的原因说到底是没有善意解释法律。”解志勇说。“克服权力任性需要较长的过程，当前改革肯定会有阵痛，有必要通过制度设计，对不善意履职者形成有效的监督和淘汰机制。”

　　为了确保简政放权落地，昆明市建立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专项督查制度”，抽取部分市级单位及县区进行专项督查，未被抽取作为实地督查对象的单位则以书面形式报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自检自查情况。在开展专项督查的同时，积极督促各行政权力单位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责任，由“重审批、轻监管”，逐步向“宽准入、严监管”转变。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14日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