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布宜诺斯艾利斯7月6日电(记者叶书宏 赵燕燕)希腊未能按时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到期债务，陷入技术性违约，为防止挤兑和资本外逃，政府不得不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而是否向国际债权人妥协接受“紧缩药方”，5日的希腊全民公投又给出了否定答案，希腊债务危机解决前景堪忧。

　　希腊全民公投结果一经公布，万里之外的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感同身受”地通过社交网站推特表达了对希腊民众的支持。她写道:“我以阿根廷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对勇敢的希腊人民表示支持。”她说:“欧洲的领导人应当理解票箱所传递的信息”。

　　13年前，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政府采取严格的金融管制，冻结储户银行存款并止付外债，进而演化为波及全国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几天之内政府数易其主。最终由基什内尔总统“接盘”并与国际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谈判，步入长达十多年的“脱债”之路。

　　与希腊相比，当时的阿根廷还手握货币发行权，通过把美元存贷款“比索化”并贬值尚可大幅减轻债务压力，欧元区的希腊没有自己的货币，从而丧失了运用货币政策应付危机的能力。当然，两次历史事件的异同自然不只这一面。

　　如果说阿根廷和希腊在危机发生背景上有何类似，那就是都分别由一场导致全球经济荣衰变更的外部危机所引发。阿根廷发生危机前几年，东南亚和俄罗斯相继发生金融危机，从而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资本流向，希腊问题最初发生也是与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密切相关。当然，两国自身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发挥了主导作用。

　　从危机发生的根源看，阿根廷的问题主要出在上世纪90年代的“兑换计划”。当时的梅内姆总统和经济部长卡瓦略将比索与美元汇率绑定为1比1，并以外汇储备量为货币发行基础。

　　“兑换计划”和大规模私有化使阿根廷成为国际资本投资洼地，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外部资金纷纷下注阿根廷，阿根廷经济过度膨胀、政府负债率极速提升。

　　然而与美元等值绑定无异于变相高估比索汇率，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不会在一夜之间提升，相反汇率严重高估和国内通胀导致阿根廷出口部门竞争力严重下降，加之进口不断增加，致使贸易收支持续恶化。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随着阿根廷国内私有化接近尾声，国际信贷成本提高，外资流入减少，加上长期汇率高估和进口消费过度导致的贸易盈余大幅下降，维持公共开支水平只能依靠增加税收和高息发债，结果导致财政赤字和公债负担不断加重。

　　加之东南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动荡和后来的美国经济衰退，外资锐减，对经济的“马太效应”很快显现，繁荣期被资本账户盈余掩盖的赤字和负债问题在经济衰退期迅速凸显并最终引发危机。

　　反观希腊，过度倚重外资的发展模式和“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同样存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希腊加入欧元区的乐观预期开始驱动北欧富国投资者下注希腊经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马蒂亚斯·马泰斯认为，北欧投资者大量购进便宜而高收益的南欧国家债券，不仅导致希腊等南欧国家经济过热，金融机构“慷慨的”流动性也诱使政府“贪杯”，负债规模过度膨胀继而失控。

　　在外资驱动下，1998年到2007年希腊经济年均增速高达3.8%。与此同时，物价和工人工资交替上涨，导致国家出口竞争力严重下降，贸易盈余不断减少。然而，只要经济持续增长，外资持续流入，这一问题就不会演变为经常项目收支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希腊不可持续的债务问题浮出水面。

　　实际上，希腊并入欧元区与阿根廷实行“兑换计划”在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希腊货币政策受制于欧洲央行，当经济恶化时无法进行逆周期干预;阿根廷绑定汇率并参照外储等额发行本币，意味着外储规模约束国内货币供给，而当经济或贸易下滑时，政府很难通过贬值或降低利率等措施释放流动性，负债自然成了两国政府的共同选择。

　　在对比阿根廷和希腊危机之后，阿根廷经济学家阿烈杭德罗·西蒙诺夫认为，两国经济结构和所处经济环境各有不同，但缺乏有竞争力的出口部门、僵硬而缺乏独立性的货币政策、过分依赖外资的增长模式以及不当的财政政策和超前消费的福利社会，都是导致两国陷入危机的共同特征。

　　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开出了紧缩药方，当时的杜阿尔德总统为争取援助只能遵照执行，但这种“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紧缩计划”导致了阿根廷经济进一步恶化并最终陷入“倒债”危机。这也是后来阿根廷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信任的重要原因。

　　幸运的是，从2003年开始延续十年的大宗商品上涨行情为阿根廷走出危机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政府在两次债务重组谈判中坚持把偿债义务与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绑定的做法，如今看来也是明智的。政府自然要为过去的政策失误负责，但经济可持续增长才是还债的前提。克里斯蒂娜总统在其推特中所言不乏道理——“死人是不会还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