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种子”

　　某个年轻人修持谦逊、刻苦向学，上年纪的长辈和老师，总会情不自禁地夸赞：“真个是读书种子，前途无量。”

　　这话自然不错，表达了对后学的提携和赞誉之情。但似乎疏离了“读书种子”的原意，因“种子”一词，只是联想到年轻而好读书者，就片面了。

　　宋朝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十一中说：“周益公言：‘汉二献皆好书，而其传国皆最远。士大夫家，其可使读书种子衰息乎’”另一位宋朝人周密也说过类似的话：“山谷云：‘士大夫子弟，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齐东野语·书种文种》）尔后，以“读书种子”指世代相传的读书人。《明史·方孝孺传》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当时慷慨赴死的方孝孺，46岁。1979年修订本《辞源·读书种子》，解释得十分精当：“喻累代读书之人，如种子相传，衍生不息。”

　　“读书种子”含有两个层面的意蕴，一是指读书破万卷、腹笥丰盈并撰述不辍的人，二是指传承道德、学识的人，如孔子门下“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便是最典型的例证。“读书种子”又简化为“读书种”，清代人赵翼在《题女史骆佩香秋灯课女图》诗云：“岂知深闺读书种，也要专心度针孔。”这位“课女”的母亲，便是“读书种子”。

　　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是因历代皆有众多的“读书种子”。他们人格高尚、学养渊深，同时又诲人不倦以传薪火。在清代王启源编辑出版的《曾国藩日记类抄》一书中，有“壬寅十一月”一则，谈到读书与修身相结合的人，才能成为最好的种子：“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声，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

　　章太炎可称为“坚实”的“读书种子”，既学富五车又多传世之作，门下弟子甚众，且卓然立世者不少。1906年至1911年他避难日本东京，并开坛讲学，“当年听讲的学生中，日后多有出类拔萃者。”（陈平原《学生记忆中的“讲学”》）如黄侃、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鲁迅、周作人等，此中的数位，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及其他名牌大学的传道、授业、解惑者。黄侃称为“章门头号大弟子”，“在治学方面，他主张‘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他平生圈点和批校之书多达数千卷，全都一丝不苟。他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问远绍汉唐，近承乾嘉，把声韵结合起来研究”（王开林《大变局与狂书生》），从而取得惊人实绩。晚清著名经学大师王闿运，湘潭人，读书、著述硕果累累，同时“为出所学以教后进……成材甚众。”（《清史稿》）仅湘、鄂两省，闻名于世的弟子就有：廖平、岳森、杨锐、杨度、杨钧、杨庄、胡从简、宋育仁、刘光第、齐白石……可谓桃李门墙，蔚为大观。

　　当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足，大力倡导读书，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需求。祝愿有更多的“读书种子”，生根、长叶、开花、结果，则春光秋色无边无涯。

　　曾国藩教子读书法

　　在《曾国藩全集·家书》中，有《谕纪泽》一信。曾纪泽（1839—1890）为曾国藩的长子，是晚清一位著名的爱国外交家。这封信写于1858年农历八月，曾纪泽年方十九。曾国藩称：“读书之法，看、读、写、作，每日四者不可缺一。”接着将这四字，以实例为之解说。

　　“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也。”看书，指的是眼观心记而不出声。

　　“读者，如《四书》《诗文》《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这些书，“非高声朗诵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曾国藩之所以要把看书和读书区别开来，他认为两种方法各有所长，都不能偏废。他生动地于以阐述：看书如同外出经商，可获利数倍；读书酷似居家守业，不随意浪费钱财。又像率军作战，看书是攻城掠地，扩增占领的空间；读书有如挖壕沟砌堡垒，以便坚守不弃。

　　“写”，主要是说写好字，“切不可间断一日”。

　　“作”，是指勤动笔作诗作文，且必须“二三十岁立定规模”。并强调各种文体都应熟悉，“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

　　因曾国藩自感“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用”（《曾国藩全集·家书》），所以他特别交代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多读有关科技方面的书籍。曾纪泽不但自学英语，并达到可读、可听、可说、可译的程度；而且对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学科，苦下气力研读，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

　　曾纪鸿八岁时，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曾纪鸿长大后，在攻读举业的同时，对算数之学兴趣盎然。他研读了当时的中外科学家合作翻译的《化学鉴原》《物体遇热改易说》《汽车发轫》《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决疑数学》等书，并有机会向他们当面请教。曾昭棉在所著《曾栗缄（即曾纪鸿）年谱》中，记载同治七年（1868年），与其兄住在两江总督署，父亲曾国藩严督他们在读中国书籍的同时，要求他们“写《律吕表》，命公代算”。曾纪鸿在数学上很有天才，1872年完成了他第一部学术著作《对数详解》；1874年，又写出《圆率考真图解》一书。当时国际上圆周率的演算最高水平，是小数点后四十之位数，而曾纪鸿的演算可达一百多位数，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予以肯定。此外，曾纪鸿与他人合撰的学术著作有《栗布演草》，自撰的还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等书。可惜他因操劳过度，又患有咯血症，于1881年病逝，享年仅三十四岁。

　　近读《曾纪泽集》，此中收有他的诗歌作品。而且不少诗后，附录了曾国藩的简短评点，可见他对儿子的作品是认真读过的。如《寄李眉生徐州》，为七律二首，前一首“批云：欢愁句佳。”后一首“批云：有词采。”在《题张铸庵邑侯树萱种竹图小像》诗后，“批云：尚无俗句，然题图诗总宜少作。”这些评点，有表扬也有批评，而且皆内行语。

　　曾国藩的教子读书之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