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51分别是201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与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排名。悬殊的数字凸显出“中国制造”大而不强之痛。对比国外的先进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究竟差在哪里？在迈向制造强国的苦旅中，中国制造业最急需的政策点落在何处？随着“中国制造”不断转型升级，哪些领域又将最先面临洗牌？本报特邀业内专家为“中国制造”建言献策。

　　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来有为

　　清华大学金砖国家经济智库副秘书长冯兴科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张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研究员马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李锋

　　中外制造业差在哪儿？

　　国际商报：201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74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3.2%，约为美国的1.35倍、日本的3倍，高居全球第一。遗憾的是，体量大并不意味着质量过硬。同年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仅为1977.9美元，全球排名第51位。中外制造业的差距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锋：制造业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制造业领域尤为明显。第一，重制造，轻研发。中国许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第一位，但技术很多是从国外引进的，原创技术少，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第二，重销量，轻品牌。中国制造企业缺乏世界品牌。全球品牌咨询公司Interband发布的2014年全球最佳品牌榜100强，只有华为一家中国企业入围。同时，中国出口商品中约90%是贴牌产品。第三，重产品，轻服务。当前世界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制造企业管理机制、管理思想落后，缺乏活力，凭借较为完善的制造能力可以做出不错的单体设备，但没有配套服务。

　　马涛：中外制造业的差距表现在四方面：第一，中国制造业多数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也就是增加值较低的生产、组装等环节。增加值高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环节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据，这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低的根本原因。第二，中国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有较大提升空间。第三，中国工业品的品质和增加值相对偏低，与美、日、德等制造强国存在差距。尽管上述国家生产的产品中国也能制造，但是制成品中的人力资本等要素含量相差较大。第四，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提出要用10年时间，让中国迈入制造强国的行列。届时，中国将大大缩短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差距，不仅制造大国的地位稳固，创新能力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也会显著提升。

　　张莉：大而不强一直是困扰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难题。虽然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但钢铁、石油化工等15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比国际落后5~10年，部分行业甚至落后20~30年。技术差距主要体现在技术指标水平低、数字化技术运用低、自动化水平低等方面。即使在拥有较高技术的通信、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出口产品中，国内企业获得授权的专利数也不足40%。

　　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关键核心技术，“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偏低，出口效益未得到实质性提高，多数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在世界知名品牌中，中国品牌寥寥无几，几乎没有占领发达国家市场的知名品牌。中国迫切需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出口具有中国自主品牌的产品。

　　来有为：应该注意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差距在很多领域已经明显缩短。比如，近年来中国出口结构不断优化，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提高，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发电以及一些重化工产业逐步“走出去”，一些企业国际化经营取得明显进展。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1.6万公里，占世界的60%以上，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投产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中国核电技术也已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输出到英国、土耳其等国家；在通信领域，华为公司出现在Interbrand发布的2014年全球最佳品牌榜100强榜单中，成为首次上榜的中国品牌。

　　中国制造之“渴”哪些政策可解？

　　国际商报：有消息称，《中国制造2025》后续政策将陆续推出，其中包括此前发布的总体性规划中提出的相关任务、工作重点、重点发展技术的后续支撑政策，以及相应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等。对于当下的“中国制造”来说，哪些政策尤为迫切？

　　李锋：第一，聚集全球英才的人才政策。“中国制造”想要立足世界，应出台聚集全球英才的政策，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改革人才培养、引进等机制，广泛吸引世界级科技大师、海外优秀专家学者、国际行业领军人才到中国工作和创业，努力造就一批具备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第二，充分释放改革红利的体制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科技创新机制，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第三，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金融政策。科技创新需要金融服务支持，科技与金融密切结合能够切实解决中小科技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融资难问题，推动资本市场为科技企业从成长期向成熟期顺利过渡提供更有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要突破金融支持成长期科技企业的瓶颈，积极稳妥地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创新推广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信贷模式与产品，加大银、证、保合作力度。

　　冯兴科：首先，要为企业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在向“中国创造”迈进的过程中，对中外企业、央企和民企等一视同仁，打破民企“玻璃门”，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创新的平等竞争主体，在市场中靠创新、技术取胜，而非靠垄断、补贴维持生存。

　　其次，通过机制创新解决制造业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制造业资金回报率仅为5%~6%，同金融、房地产行业相比，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太低，直接导致很多企业家和投资者宁愿将资金投向资本市场、也不愿投入制造业局面的出现。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顶层设计上统筹平衡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资金回报率等，方能改变现状。

　　再次，应该创新金融扶持政策，加强中国在制造业上的整体金融配套服务。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改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都应该充分考虑制造业的有利发展；另一方面，应该鼓励金融加强对制造业的政策性贷款，特别是加强针对中小制造企业贷款的金融业务。

　　另外，亟待完善人才配套政策。中国在人才培养方面相对落后，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成为一大“短板”，这也决定了中国想要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必须要有匹配的人才配套政策，一方面，要加强培养或引进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另一方面，亟待加强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张莉：要实现和完成《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和任务需采取多种路径和措施，各个地区都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基础和特色采取相应的措施，不能盲目趋同，一蹴而就。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国际环境之下，制定制造业发展计划，出台相关政策，要贯通生产、流通和消费，不能将生产制造孤立于供应链体系之外，尤其是不能将重点鼓励性产业集中在某几个甚至某一个领域，否则，很可能又重复产能过剩之路，乃至形成“中国制造”产量第一、市场需求却不旺盛的局面。所以，各地在执行《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时，还是要鼓励特色发展、创新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

　　马涛：首先，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其次，提升制造业的知识资本，关键要对各种技能劳动力进行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这是实现产业内要素升级的基础条件。最后，降低流通环节的成本，这是提升中国制造品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制造”洗牌在即？

　　国际商报：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转型升级，“中国制造”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洗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哪些行业会较早跨入洗牌行列？

　　马涛：未来10年，全球价值链的演变将会重塑世界贸易格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供应商源头，将转移部分低端产业（或企业）到海外，这是中国产业和贸易结构转型的必由之路。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上升将是颠覆性趋势，全球供应链会因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丧失而重新整合。此外，如果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数控机床等）三者并驾齐驱，制造业的革命或由此开始。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转型升级，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不可能全部移至海外，部分会向中西部省区转移。另外，外商在华投资成本的不断上升，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一定程度的转移。但也应看到，虽然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技能远不及中国，产业从中国向海外转移的规模不会特别大。

　　从不同类型产业在国内的转移情况来看，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是东部产业转移的主要行业，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甚，主要转移向中部地区，能源密集型产业主要转移向西部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是西部和中部向东部地区转移的主要行业，且以西部地区的转移为主。产业转移的调整过程和方式呈现出两个特点：产业转移是渐进式的发展；成本导向的低端制造业开始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区域，高端领域正迎来越来越多的外资布局。

　　李锋：随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会出现新一轮洗牌。首先，转型升级较快的制造企业会兼并整合相对落后的企业。其次，未来10年，全球供应链性质的改变将重塑“中国制造”的格局。中国将剥离很大一部分低成本制造业。再次，“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将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联合重组，共同“走出去”，还将吸引国外知名企业投资中国，进一步整合国内制造企业。我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领域会较早洗牌。

　　冯兴科：“中国制造”在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过程中必定会历经重整和洗牌，甚至在某些行业会出现暂时的停滞和衰退。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然带来新一轮的调整，只有主动迎接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的企业，才能成为业界的“宠儿”和新的领军者。然而，这样的企业并不多，并且大多属于新的“革命者”。大多数成功的大企业都太依赖过去的路径和模式而容易产生“创新疲惫”，最终落伍。我认为，通信、电器、汽车、能源、家具等行业会率先面临洗牌的局面。

　　张莉：高耗能、高污染，附加值低的产业将首先被淘汰出局。（本专题稿件由本报记者栾国鍌、刘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