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维

　　对于农民而言，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他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应当有更大能力去面对市场的风险和潜在的陷阱；但同时，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我们不能完全把防范风险的责任全放在他们自我保护意识的提升上，更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勿要贪心”告诫所能承担。

　　日前，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一起涉嫌非法集资案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3年多来，一家名为河南浩宸的担保有限公司，聘用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担任业务员，利用其在该县非法吸储超过2亿元，涉及群众3500多户，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由于资金链断裂，上千农户恐血本无归。

　　以往，城市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重灾区，每每看到有人被骗的消息，即便其因此倾家荡产、血本无归，但作为旁观者，除了一番唏嘘感叹之外，潜意识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判定：谁让你贪呢？！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国家一再重申，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新闻里经常播放那么多参与集资被骗的消息，为什么还要往陷阱里跳呢！

　　这样的反应很正常，这种看法也不能说不正确。但是，若把对象变成农民，以上的逻辑多少有些“白天不懂夜的黑”的酸涩。尤其在近期农村地区频频曝出非法集资事件背景下，简单的一句“贪字变成贫”的道德判定或者基于风险防范的理性要求，既无法帮助人们理解非法集资在农村蔓延的现实环境，更无法帮助农民走出潜在的非法集资的困境。

　　事实上，农民并非完全没有风险意识，只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农民很难分辨哪些是非法集资，哪些是合理融资，更无从得知所谓具有“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并不代表它具有融资资格这样专业性的知识。现在很多机构都是打着“抵制非法集资的”幌子，加上各种手段的包装确实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据了解，在此次西平县事件中，曾有业务员拿着合同咨询过律师，律师告知其合法，只可惜“此合法不代表彼合法”，反而造成更多的农民被蒙骗。

　　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民间拆借，农民之所以被骗，很大程度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在他们看来，既然这是政府颁证认可的合法企业，那么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应该是合法的，否则为何该公司在当地开展业务四年之久无人过问呢？领导不是来剪过彩、政府不是给颁过奖吗？怎么成了非法集资呢？虽然具有专业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但是对于农民而言，这种天然朴素的情感和信任，却很难简单用对或者错做个评判。

　　再者，我们也看到，在这些事件中，很多农民拿来集资的都是压箱底的养老钱、保命钱，多在几千元到数万元之间，这和有些集资案件中动辄个体上百万千万集资额的性质是不同的。农民赚点钱不容易，物价上涨这么快，加之各种社会保障也不健全，他们只是希望能多赚点利息多增点值，并不是贪求“一夜暴富”。如果我们能坦诚些面对人性中这种真实的欲望，我们就应该承认，就算是“贪心”，这本身也是人之常情，若因此就要承受血本无归之伤，代价是否太大了一些呢！

　　另外，农村金融服务匮乏，理财需求得不到合理满足，这也给了非法集资可乘之机。城市居民在一般的银行储蓄之外，还有各种丰富的理财产品、稳健的基金投资渠道可供选择，但是对于农民而言，他们只能选择相信这些表面上正规的金融企业。大道不畅，小道必昌，这就是非法集资所滋生的现实土壤。

　　客观上，对于农民而言，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他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应当有更大能力去面对市场的风险和潜在的陷阱；但同时，作为一个弱势群体，身处在监管体系、金融制度并不完善的农村地区，我们不能把防范风险的责任全放在他们自我保护意识的提升上，更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勿要贪心”告诫所能承担。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资金链趋于紧张，农村各类不规范的民间融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此外，在城镇监管体系越来越严密、城镇居民投资越来越审慎的情况下，非法集资也呈现出向农村蔓延之势。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醒农民“借钱有风险，集资需谨慎”，但是，若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加强监管，而是任由相关机构打着“擦边球”、披着合法的外衣开展业务，不到资金链崩溃不予查处的话，那就是变相的“纵容”，甚至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