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张军

　　从去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成为所有人的话题。2014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4%，创24年以来新低。决策层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同时将推进结构化升级。

　　但我个人并不认同新常态这一说法。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并未断崖式下跌，如果解决好当前的债务拖累，未来一段时间保持在8%以上的增长是可能的。造成GDP增速突然放缓的主要原因不是动力不足，而是2008年之后的债务冲击。而如此严重的债务危机，正是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最佳窗口期。以上海自贸区为首的金融改革如果能够落到实处，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两三年回到增长的快车道。

　　经济下滑的趋势和当时的政策转向有关

　　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平均是10.13%，但在2012年之后的两年降到了8%以下，最近几年的下滑趋势，不是因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而更多是2010年底政府实行严厉的宏观调控的结果。

　　当时为了免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决定实行4万亿的刺激计划，而这个计划下，除了政府4万亿的财政开支之外，天量的投资基本还是靠银行信贷来提供融资的，但4万亿的刺激政策执行不到2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严重过热，不得不在2010年底采取宏观调控政策，从刺激转向收缩。随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GDP增速从2010年的10.3%，到2011年的9.3%，2012年以后就降到了8%以下。很显然，经济下滑的趋势和当时的政策转向有关。

　　重回快车道，当务之急是解决债务拖累问题

　　此外，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可能会恢复到8%以上的增长轨道，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较低，购买力只有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很多高增长的经济体在相同阶段就经历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重庆这些年的GDP增长率都是两位数，随着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差距缩小，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依旧巨大，所以很难说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了中低速增长轨道，进入了所谓的新常态。

　　当然，中国经济要重回快车道，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债务拖累问题，目前中央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首当其冲的就是降息。现在中国的整个债务量是GDP的230%到250%，利息滚动很厉害。有人算了一笔账，当年要付的利息，是当年GDP增长的两倍。降息可以让利息滚动的速度降低。其次需要核销债务，财政部已经做了两笔债务置换，今年可能有3万亿被置换掉。第三，就是要防止新的债务产生。这就是需要改变现有融资方式，从单一的商业银行借钱、土地抵押，到对融资进行分类，根据不同需求来选择开放性银行，或其他市场化的融资方式、发行债券、通过P2P和民间资本合作等。这些方式都不会形成大量的债务负担。

　　首当其冲的改革就是金融多样化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化解债务危机的过程，也是一个推动投融资改革的时间窗口，这就对中国金融改革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换言之，如果没有面临如此严重的潜在债务危机，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不会得以大力推动，这是一个机遇。

　　从长远来看，中国要改变金融的结构和配置方式，解决金融错配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改革就是金融多样化，除了商业银行也要有开放性银行，有可以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的资本市场。不仅有国内市场，还要国外市场，因为海外融资成本低于国内。但企业很难在海外融资，这些问题倒逼我们在现有的金融市场内进行开放，但金融开放是有风险的，上海自贸区正在进行的金融开放试验，就是一种风险可控的模式。在局部范围内实行比较特殊的政策，例如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却不会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波动。同时，也能凸显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潜在功能，随着三十多个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海外又有十多个离岸市场，离岸人民币的回流机制也能借由上海自贸区建立，推动金融开放。

　　尽管全国已经建立了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的金融改革来说，具有最重要价值的依旧是上海，因为上海自贸区是唯一一个全方位推进金改的试验园区。上海自贸区的金改步子应该再快一点，看准的事情应该尽快去做。如果我们能看到大量金融创新的政策和思路在上海自贸区内落地，那么，我相信，未来两三年以内，这些试验对于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正常的增长轨道有着重要价值。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