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的时候，严歌苓从柏林飞回北京，除了宣传她的新作《床畔》外，其间又回了趟老家处理私事，行程之紧凑可以用马不停蹄来形容。回到国内的日子是严歌苓最忙碌的；在国外的时候，她会将写作和生活安排得非常有规律，且从不把写作当成思如泉涌的灵感状态，而是一项每日必做的日常工作。此外，写作从来不会干扰她美满的家庭生活。

　　在北京的时间有限，完整的当面专访很难邀约，不得已只能用邮件方式进行。笔谈往往便于深思熟虑，也避免了口语表达的絮叨。

　　未成形的稿件希望烧掉

　　记者：您在新作《床畔》的后记中说这本小说起笔于20年前，好像您的很多作品都是来自多年前的构想，是一定要把一个想法放一放才动笔吗？在这段放置的时间里想法会发生那些改变？

　　严歌苓：我在美国攻读文学写作时，得到最大的帮助是，一个人称写不下去的时候换一个人称，通过改变人物视角从而走出一条路来。万红这个故事当初我爸爸也提过建议，后来被搁置了。其间，用上面的方法又尝试修改了才成现在这样。

　　记者：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这样没被写成小说的想法和故事？

　　严歌苓：现在我家里有很多未成形的稿子，作为外交官的夫人我很早就写了一份遗嘱，里面就有一条，如果我意外死亡，请烧掉我所有未成形的稿件。

　　记者：您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高产者，几乎一年一部新作，这是不是编剧的职业训练和经历带来的影响？

　　严歌苓：我在海外的生活是非常单纯的、简单的，除了照顾孩子读书之外，空余的时间非常多，所以写作的时间也非常多。那如果拿我和D.H.劳伦斯比较，他只活到45岁，可是其一生创作58部作品。这样比起来，我可不算高产。

　　文学和电影是互补的 缺谁都不行

　　记者：您在意受众用影视改编来替代对您文字的阅读吗？

　　严歌苓：凡是署名的剧作我当然都是要仔细阅读的，这是责任心的体现，也是爱护自己名誉的体现。我觉得文学作品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最文学的那部分是不可能被搬上荧幕的。曹雪芹《红楼梦》里面的文字、里面的那种情调，贾宝玉傻呵呵的样子、浑然不觉的那种可爱，你怎么可能搬？还有黛玉、宝钗的可爱，都是不可能的。

　　其实，它们是互补的关系，文字的哑然之处画面诞生了，画面消失之处文字出现了，缺了谁都不行。比如说有一个镜头，表现一个女人的性感。电影那种不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刹那之间的震撼和感动，是不可替代的。这两种艺术形式，谁也不可以替代谁。

　　记者：您好像还挺喜欢表达沧桑感的，特别是把人物和故事置放在时代变动中？

　　严歌苓：是的，我很喜欢以写个人历史来写我们民族的历史。我曾经设想过写12个不同的个人，用他们个人在几十年里的截然不同的经历，来折射一部我们民族的史诗。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能不能实现还很难说。

　　1949年以后的故事反映得不够

　　记者：定居国外，除了有些作品是写一样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外，更多的还是在写中国历史和当下。您觉得这种间离，让您和其他国内作家相比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严歌苓：虽然定居国外，但我每年都要回来四五次。在写作题材上，我是个不挑食的人，只要是好故事我都会写。国内在1949年以后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反映得不够，所以在我出国以后常常会反刍这些故事。我觉得我们民族特别缺乏反思精神。当然在写作当下题材的故事上，我肯定不如国内作家那么自如。

　　记者：您怎么评价许多成名作家如今写作的过分现实化？比如余华前年出版的《第七天》就被许多评论指出，像是网络新闻的大集合。您觉得这是一种创作上的偷懒吗？

　　严歌苓：我也常常感觉到现实中的故事更荒诞，具有戏剧性。对我们作家的挑战反而是需要把现实生活中的戏剧性淡化。任何故事情节，戏剧的也好、通俗的也好，都能成为小说题材，看你怎么样用你的文字来写了。越严肃的文字、越严肃的思考就越能使这个情节淡化。中国一直是一个最能出产故事的国家，基本是我们非常贫穷的时候，故事都是非常丰盛的。至于我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余华的新作，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勇敢，他挑战了自己、挑战了文学，他想突破一般的小说写作，是很勇敢的一个行为。我看了这部小说，觉得它很前卫。

　　记者：听过您的很多次演讲、讲座，好像您的口头表达并不如文字表达优美精彩。您自己觉得呢？

　　严歌苓：你也许是对的。假如我的口才那么好，那我就去做于丹吧。正因为我的文字比我的嘴更能体现我的思想，所以我只能待在家里写小说。

　　（文／徐鹏远 据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