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龙

　　近来，社会舆论上出现一种说法，工资上涨过快会伤害经济发展，理由是工资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在当前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大环境下，一部分企业可能因无法承受高成本而垮掉，影响经济的发展。

　　我们暂且不对这种观点做价值上的评判，单就“工资上涨过快会伤害经济发展”这个命题本身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判断是建立在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的基本逻辑框架之上，由于成本的上升会造成效益的下降。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这个命题所指向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国人口红利的下降，而这种现象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当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会出现由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科技、创意密集型经济转变的自然过程。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这方面的启示，如上世纪70年代开始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在刚开始发展时，它们依托自身劳动力密集的优势，承接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吸引大量资金、技术，迅速走上高速发展之路。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当其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时，经济便不能单纯依靠劳动力优势，而转向了科技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业，形成了新的发展极点。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余年，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加之自然生育人口的减少，人口红利随着经济发展的转型而下降，劳动力成本自然会随之升高，应当来讲这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它也促进着我国企业向高端、科技、高附加值型企业转移。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工资的适度增长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大趋势中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现象，而不能单纯用“成本—效益”分析来简单地对此进行“一刀切”式的否定。而且，这种简单的否定也是一种在经济转型升级中不能主动调整、积极应对的表现。

　　同时，工资的合理增长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我国经济发展历来就具有重储蓄、投资而轻消费的特征，以前我们可以通过出口来消化我们产品，但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普遍疲软的大环境下，出口受到很大限制，那么我们的出路就要转到拉动内需，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资不随着我国持续增长的CPI而进行适当调整，那么消费能力便跟不上，就会造成高投资、高生产而无与此相配的消费能力，经济就会流动不起来，失去发展活力，实际上这才真正会造成对经济发展的伤害，所以“提高工资就会伤害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个伪命题。

　　此外，工资的合理增长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9，这在国际标准中属于收入差距较大行列，虽然这是自2009年以来连续第六年下降，但仍高于国际上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这说明我国在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上还有一定差距。我国一直在提倡建立“扁平化、橄榄型”社会，这就需要在调节高收入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适当提高工资收入，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所以从社会和谐稳定这个角度来讲，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我国劳动者来说，工资的合理增长除了有必要之外，在经济层面上也还有增长的空间。据《中国劳动保障发展报告(2014)》统计显示，从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来看，1985年全国平均工资为1120元，到2012年增长到34905元，增长了30.2倍。而同一时期人均GDP则从857元增加到29991元，增长了34倍，所以我国实际工资增长速度尚未赶上GDP的增长速度，适当的提高工资水平、改善民生，还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当然，我们所强调的工资增长是一种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指数等因素的合理增长，并非不顾经济形势的无限制增长。在当前来看，我国经济正在迎来发展的新常态，我们应该积极应对新形势，在合理增长工资的同时，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也能让“工资增长会伤害经济发展”等类似言论不再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