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瑜

　　周末特别策划

　　“海洋调查是海洋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是认识海洋的第一步。” 在“6·8”世界海洋日之际，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技术司调查保障处处长高学民为正“睡大觉”的数以亿计的海洋调查资料而心焦。他说，我国已有几十年海洋调查工作积累，“只有让调查资料得到最大限度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实现海洋调查的效益最大化”。

　　缺乏统一管理协调机制

　　从天津城铁站坐两站地铁，就能抵达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外墙已被岁月侵蚀掉了原来的色彩，略显陈旧的室内装修透出浓厚的年代感。

　　今年1月8日，中国海洋大学退休教授贺明霞走进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单位，在海洋圈内浸淫多年的他当然“识货”——作为我国海洋信息重要汇集地的信息中心，拥有国内一流的恒温恒湿机房。他希望将自己大半辈子积累的海洋遥感数据“搬个家”，之前个人光盘、硬盘中的宝贝都被锁在铁皮柜子里。

　　当天参与接待贺明霞的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数据管理中心主任魏红宇对此事印象深刻，因为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主动找上门来送资料的专家。

　　当代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系统的、高可信度的、长时间序列的基本科学数据，在花费上千万乃至亿元的海洋调查中，数据是成果的最终体现。

　　但高学民说，数据资源分散在各部门、甚至保留在个人手中并不鲜见。比如，1958年全国海洋普查时获得的一部分生物资料，至今仍掌握在少数专家手中。随着专家的离退休，资料面临着继承使用的问题。

　　对于海洋资料的管理和服务，并非没有制度约束。

　　上世纪80年代，国家海洋局颁布实施了《国家海洋局海洋资料报送规定》《国家海洋局海洋资料管理和服务规定》等相关规定，20世纪90年代后，为了统一资料管理，各专项分别制定了相应的资料管理办法。

　　“但海洋数据并没有统一的归口部门。”高学民说，海洋调查是一种需要不断积累的实验型学科，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尤其重要，但目前国内海洋调查活动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包括国家海洋局、海洋地质调查局、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交通部门和渔业部门等，各单位根据各自需要确定调查时间、测线及调查要素等，因为缺少沟通协调机制，也没有国家的海洋调查规划作为指导，各个海洋调查专项之间缺少衔接，重要海区的海洋基础性资料仍处于空白状态，部分专项设计的调查内容与其他专项出现简单重复，调查效率不高。

　　以黄河口为例，7年间，不包含近岸海洋工程类调查和地方性调查，国家不同部门共开展调查20余次，存在许多简单重复。

　　“死库”的“虚假”繁荣

　　在百度输入“海洋调查 数据库”几个关键字，相关结果过百万。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海洋资料的管理和服务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海洋信息基础平台建设得到加强，一些政府专业部门、研究院所和部分高校建设了规模不等、应用程度不同的海洋数据库群和共享服务平台。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以海洋调查起家，50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海洋调查经验和调查成果。该局副局长于斌说，分局也有信息中心，但他坦言，即使在分局内部，也没能实现数据共享，数据库有点像档案馆。

　　高学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一些项目支持下建设的专题数据库系统遍地开花，但专题系统独立性强，通用性差。

　　“强制不了，因为经费来源不一。”于斌举例说，南海分局一年的海洋调查经费上亿元，不仅有国家课题，还有横向课题。

　　内部之间难以流通，部门之间、单位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加困难。

　　作为国家海洋局系统海洋调查数据的归口部门，信息中心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建立海洋调查资料共享制度，规定调查结束后的资料提交时限。

　　“不少单位没按时交。”魏红宇说，谈起数据共享，大家都控诉他人不共享，但往往又希望在拿到别人的数据时，不被拿走自己的数据，“大家有一种普遍心态，数据捂在自己口袋里是最安全的，而且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成为竞争项目的重要砝码。”

　　在海洋调查领域工作30余年的于斌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实现共享，都是因为条块分割导致的利益纠葛”。

　　他说，2000年以前，国家对海洋投入少，如今投入多了，大家一窝蜂地跑去搞数据，也就是海洋调查。

　　“因为钱多，能解决吃饭问题。”于斌说。

　　即使提交了数据，真正能长期业务化运行的数据库寥寥无几，半途而废或流于形式的“死库”却到处可见。

　　高学民告诉记者，深层次的原因是目前我国海洋调查经费主要是专项经费，尚未列入国家财政固定科目，数据库建设受项目驱动，一次性投入与长期维护运行相脱节。因为缺乏稳定的资金保障，海洋调查无法实现常态化，不能满足海洋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数据的持续需求。

　　对比国外先进国家，一般5—10年就开展一次综合性大调查。美国曾提出，要把全世界四分之三的海岸线调查得如同自己的后花园。

　　灰色地带游走的管理尴尬

　　在采访中，不少一线海洋调查人员也表示，提交数据积极性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共享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数据汇总到有关部门后，仿佛进入“黑洞”，要拿出来很难。

　　“我们相当于仓库保管员，大家拿不到东西就会骂保管员，就像到餐馆用餐，点了的菜上不来就骂服务员。”魏红宇也有烦恼：海洋数据背后是艰苦的工作和高昂的成本，因此海洋数据资料显得特殊，这也导致其在使用中的公益性、有偿性、保密性有时无法明确界定。

　　他告诉记者，如果有人要使用海洋调查资料，可以按规定先提出申请，将用途填写清楚，经过技术审查、资料主管部门审批后，可以获得资料拷贝件，对目前没有获取的或者暂时不能提供的数据也会做出说明。

　　但他也感慨，资料中有些涉密、有些不涉密，管理者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要看好家并不容易。

　　目前海洋调查资料密级规定主要依据1996年国家海洋局和国家保密局联合下发的“海洋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然而随着海洋调查资料内容增加，类型不断更新，该规定已无法满足海洋资料管理工作的需求，给实际资料管理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影响到资料的使用和安全。

　　高学民说，国家海洋局正在征求各方意见，有意给不那么敏感的海洋环境资料“松绑”，面向社会开放。

　　谈及数据共享方式，魏红宇说，他们正在推行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数字海洋应用服务系统测试版，其最大特点是能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举例说，使用者可以在系统平台上调用数据，实现1+1=2，最终只拿走算出来的“2”，“1”得留下。

　　今年年初，国家海洋局、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海洋调查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应建立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地方政府间海洋调查资料清单交换机制。

　　高学民认为，这是加强海洋调查资料管理的第一步。

　　他同时呼吁加快成立国家海洋资料管理协调委员会，审议、制定我国海洋调查资料管理与共享规划，对我国海洋资料工作进行宏观调控、指导和监督；建立国家和地方涉海部门之间的海洋调查资料共建共享机制，明确共建共享的内容、方式和责任，统筹协调海洋调查数据采集分工、持续更新和共享服务等工作，保障海洋调查资料汇集渠道畅通。

　　（科技日报北京6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