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一则“北京各区163家正规养老院名单”的微信在朋友圈中广为流传。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无疑是引发此轮微信传播的导火索。有业内人士称，未来5年我国将迎来居家养老产业发展的风口。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关注老龄化问题，并提出要发展老年产业。如果从那时算起，这股产业之风的风速实在太小，历时实在太久。

　　此番产业风力加速起始于2013年下半年。

　　2013年7月1日，民政部同时颁布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同年9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随后，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了几十项养老方面的政策法规。

　　北京比全国提前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更早地感受到了人口老龄化的重担。即将兴起的养老产业能帮北京卸下这副担子吗？

　　老龄化的担子有多重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1990年，北京市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北京市人口总数的10.11%。北京市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的20多年，北京市老年人口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都在不断增长。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

　　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柳纪纲在作《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草案）》说明时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常住老年人口已超过300万，而且正在以每天400人、每年15万人左右的规模和年均6%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20年，北京市老年人口将超过400万。

　　400万，离北京市老年人口的峰值还很远。去年北京市民政局曾发布信息，预测到2050年，北京市老年人口将超过600万，每3人中将有1位老年人。

　　根据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管理与决策支撑重点实验室对北京市人口发展和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北京市老年人口的峰值就在2050年。2050年以后，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发展将趋于稳定，这种稳定状态将持续30年至50年，然后北京市老年人口数量和占北京市总人口的比例才会有所下降。该实验室负责人、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士运告诉记者，北京市相继放开“双独”“单独”生育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全市户籍人口的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不会对目前的低生育水平有太大影响。北京市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趋势不会改变。

　　“按现在北京市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大约3个劳力养一位老人。当北京市老年人口达到峰值时，两个劳力就得抚养一位老人，甚至可能不到1.5个劳力。这副担子着实不轻。”张士运说。

　　仅凭养老产业还不够

　　近两年，延迟退休话题的热度始终不减，不同版本的延迟退休方案也在社会上盛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养老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老龄化加速，抚养比快速提升，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延迟退休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选择。但是，延迟退休是一种被动的解决方案，它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的根本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只有两条路：一是提高生育水平，二是增强社会抚养老年人的能力，发展养老产业就是其中之一。”

　　“人口老龄化不单是一个人口学问题，它还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首先要弄明白它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意味着什么。”张士运告诉记者，科技管理与决策支撑重点实验室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把人口老龄化这个因子放入北京市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不同情景下，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影响。

　　模拟结果显示，如果北京市继续保持现有的老龄化趋势，且不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那么北京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严重放缓，人均居民收入增长乏力。但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一、第二产业占的比重将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将上升，在第三产业内部，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比重将增加，房地产、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的比重相对减少。也就是说，随着人口老龄化，“经济服务化”成为必然。因此，在积极发展养老产业、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同时，北京应把科技创新、推动教育进步、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等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动力，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用”。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社会老年人口的比例可能会超过40%，甚至更高，老年人成了社会消费的主体，和老年人衣食住行相关的产品都要符合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这需要材料、工艺、设计等多方面的支持，它将对整个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毫无疑问，人口老龄化不光是一个坎，它还表明了一种发展趋势。民政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教授成海军就曾在很多场合表示，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人口老龄化会大幅度增加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拉动未来GDP增长、带动就业的新的亮点。养老服务业将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一枝独秀。

　　急需进行社会性的制度创新

　　“产业变革带来的发展机会是老龄化社会的一种红利，但是目前我国尚不具备把这种红利变现的条件。”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社会层面，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在需求层面，人们的意识还没有转变过来，在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他们更愿意在未成年人身上花钱。在供给层面，越来越多的相关领域已经开始关注养老产业，也开发设计出了一些老年辅助器具，但比较分散，养老服务产业链条发展还不完善。

　　“目前养老产业的市场还很不成熟，养老产业要赢利和成长，需要自己开拓市场，需要有一些关键性的产业技术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全靠市场来承担，企业成长非常困难。”业内专家建议，各级政府要尽快完善相关扶持政策和制度。“政府帮助把这块市场培育起来了，企业能活下来了，才能真正吸引社会资本进来。”

　　张士运强调，按传统思路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必须创新。这种创新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或服务创新，而是社会性的、系统化的制度创新。”他说，在整个制度创新的设计上，一方面要积极考虑应对老龄化的人口政策调整，阶段性延长退休年龄，缓解老龄压力；调整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采取更加弹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人口红利消失后，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科技投入的优化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此外，要提前规划和布局老龄人口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生活保障，要优化养老保险基金结构，实施灵活的养老保险交纳制度；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研究的投入；要提前布局养老产业的规划发展。

　　“要把这些制度细化，我们在知识层面、技术层面都还缺少储备，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发达国家提前进入老龄社会，他们在这些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例如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等等，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张士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