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悠翔

　　在北京，平均每天有超过5000名职业观众坐在全市的二三十个录影棚里，鼓掌、欢呼、大笑、流泪，然后在电视节目录制结束后拿钱走人。节目组每请一位观众平均花费100元左右，据此计算，2014年北京的职业观众市场规模约为1.8亿元。上海的情况与此类似。

　　第三层“群头”月入3万元

　　“啊，难道还有钱拿？”2015年4月27日，一家电视台综艺节目录制现场，坐在记者左边的一位大妈感到很惊讶。大妈来自北京大兴，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电视节目录制。听说能上电视，录制地点又在家门口的星光影视园，她就跟几位邻居一块报了名。

　　录影棚门口挤挤攘攘。在1200平方米的录影棚里，观众席和舞台两侧的选手池最终塞满了人。大爷大妈被安排在观众席后排不显眼的位置，在那里坐5个小时，没有报酬。坐在观众席前排的是年轻观众，每人可以拿到50元，但规矩很严：不能早退、打瞌睡或者玩手机，需要在每个选手表演时鼓掌或者投否决票，并在主持人访谈选手时认真听故事，作出反应。

　　这些领钱的观众被称为“职业观众”，组织他们来录制节目的人叫做“群头”。层级制是“群头”社会最常见的形态。直接与大爷大妈和年轻观众打交道的“群头”，处于最底层。

　　李宁混到了第三层“群头”。2007年，他离开山东菏泽的城中村来到北京。当了一次职业观众以后，这名“80后”决心做“群头”。奋斗7年多，李宁已经不需要直接招人了。每招一名年轻观众，上线会给他60元，他再按50元的价格把活儿派给手下的小“群头”，自己抽取10元的提成。如今，李宁每个月收入超过3万元，还把20岁的胞弟接来北京入伙。

　　湖南人李子辉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那类“群头”，他直接从节目组拿钱。李子辉生意最好时一个月赚过十几万元，如今他已经几年没去过节目现场，平时与节目组的负责人喝喝咖啡，通过电话指挥手下的“群头”。

　　根据观众网的数据，在北京，平均每天有超过5000名职业观众坐在全市的二三十个录影棚里，他们鼓掌、欢呼、大笑、流泪，然后在电视节目录制结束后拿钱走人。节目组每请一位观众平均花费100元左右，据此计算，2014年北京的职业观众市场规模约为1.8亿元。据李子辉估计，上海的情况与此类似。

　　别小看这个产业链

　　如今，“群头”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某文化类节目第一季开播时请200名美女做观众，价格高于普通观众，每人给200元，这引发了“群头”的激烈争夺。到了第三季，节目组缩减预算，只招100名观众，每人100元。价钱低了，但还是很难抢到生意，最终抢到的是该节目的一位导师——他包给了他的亲戚。

　　过去，进电视台录节目曾是一件稀罕事。为了成为央视综艺节目和春晚的观众，有的人甚至不惜为此花钱、托关系。

　　观众的地位在1997年发生改变。在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里，观众被邀请上台和明星一起做游戏。2000年前后的《幸运52》《开心辞典》，台上台下玩游戏的都变成了普通人。此时，各类综艺节目蓬勃发展，对观众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电视节目组开始花钱请观众。历史更加久远的群众演员充当了第一批职业观众，他们在观众席填坑，并按节目组的要求鼓掌、欢呼。而群众演员的中介，也就是“群头”，摇身一变，做起了职业观众的倒卖生意。

　　2004年以来的选秀节目更进一步，要把普通人到变成明星。在随后10年里，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到电视综艺节目产业中。

　　作为综艺节目的延伸活动，明星嘉宾的接机也成为产业。北京一家观众公司兼营接机业务，“开发出了5万元的接机套餐，包括七八个拍照的，二三十个尖叫痛哭的，还有四五个哭晕的，清一色的都是长腿美女。”该公司的负责人说。

　　观众不是活道具，是大数据

　　张拓的职业观众网站创办于2008年。

　　2005年，张拓在央视的一档财经节目实习，耳濡目染，满脑子都是新奇的经济思想。当他听说央视每个月需要职业观众8万人次时，顿时觉得这是一门不错的生意。

　　爱看明星的观众大多爱“晒”，张拓的职业观众网站也提供这样的社交平台。张拓建立的观众数据库也为他带来了收益。节目组根据张拓的反馈，对观众提出精确要求，“比如某婚恋交友类节目需要38岁~48岁的观众，我向符合要求的观众精准推送信息，每条信息向节目组收费0.1元。”张拓告诉记者。

　　有的职业观众怀着明星梦。小崔认识的一名美女观众就是如此，她工作收入尚可，来录节目不计较报酬，只希望多出镜。最终，该美女被北京卫视某员工开的一家包装公司挖走了。由于既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美女最后给商演活动举牌子，收入不菲。可是，“这个女孩给我来了句：‘我还以为包装我当什么名人呢，就是商演啊’”。小崔对记者说：“如果每个人都那么容易就能成明星的话，那不就成香港了吗？”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