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国龙

　　4月27日，《农作物品种DNA身份鉴定体系构建实施方案》印发后，DNA身份鉴定技术对种业的发展有何作用，对于品种审定或登记、品种权保护等有何影响。记者采访了相关种业人士

　　“DNA身份鉴定体系构建完成后对促进种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很积极的影响。”天津德瑞特种业公司总经理马德华说，“DNA身份鉴定如果作为登记制度的检测技术，具有快速的特点，能够尽快地检测出结果。这就像查酒驾，最准确的方法肯定是抽血检验，抽血耗时长；吹气的办法没有那么准，但也是很有效力的做法，较容易就可以执行。”

　　在新的种子法草案中，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制度指出：凡符合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要求的品种，予以登记并公告。

　　马德华说：“企业最关注品种登记过程中，能否更快地登记成功，如果登记时间很长，很有可能还没有登记下来，品种就已经淘汰了。把基因型检测和田间表型检测以合理方式写进种子法，并明确二者关系，对于新法中登记制度落地具有关键作用，同时强烈建议新种子法中去掉田间检测。”

　　DNA身份鉴定体系构建实施方案中列出了分批实施的办法。马德华说：“不要想一下子就做很好，要先做起来，开展比较早的玉米也是一步步探索起来的，DNA身份鉴定体系应为种子法修订中登记制度的完善提供技术支撑，在种子法草案非主要农作物登记制度中，应当加入关于DNA身份鉴定的相关内容，即使现在DNA身份鉴定体系才刚刚建立，但立法要考虑未来数年内的发展和变化。”

　　当前，我国从事蔬菜种子经营的单位非常多，但真正投入资金进行科研创新的并不多，这主要是创新投入太大，德瑞特为了保护育种材料，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实施在自营基地内进行繁种，而没有采用合作繁种的办法，在源头上较好地防止了材料丢失现象。马德华认为，这样的投入太大，国家应出台一定的政策。

　　目前，种子法修订草案在征求社会意见，DNA身份鉴定能否作为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的依据，成为业内关注的热点之一。“我非常支持新的种子法提出的登记制度，但反对通过田间DUS测试确定是否能够登记，必须缩短登记所用时间，更要设立一个合适的门槛，对于积极创新的企业，这个门槛就较容易跨过，而没有创新的企业就可以被挡在门外，DNA身份鉴定技术就是一个合适的门槛，即能够挡住仿冒套企业，又可以让创新企业进入。如果登记时间成本太高，也就相当于把仿冒套企业和创新企业都挡在门外了，这样不利于我国蔬菜种业的健康发展。建议国家支持建立一些第三方DNA检测平台及现有品种DNA数据库，通过平台测试的，表示是自己研发的品种，具备新颖性，即可登记，不需要再进行数年的田间测试，田间表现由企业承诺、企业负责。”马德华说。

　　“乱世出重典，整顿我国蔬菜种业的乱象，DNA身份鉴定技术是最有效、最有力的‘利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主任许勇说：“尽管DNA身份鉴定技术不是种子质量监控的唯一手段，但国际上利用DNA身份鉴定的普遍经验证明，它能够判断95%以上种子真实性问题，可以有效遏制我国市场上套牌冒牌、派生品种现象。”

　　DNA检测技术是选择一定数量的检测位点，马德华说：“理论上说，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才是最准确的，如果仅选择一定数量的位点，可能会出现不准确的情况，出现误伤也很有可能，即本来是新品种，但DNA检测和老品种相同，无法登记，这毕竟是少数，可以设计救济手段解决，但这并不能成为反对DNA身份鉴定技术的理由。”

　　玉米是我国最早开展DNA身份鉴定的作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中心主任赵久然说：“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可先易后复杂，首先用利用DNA技术简便快捷的优势进行鉴定，如有必要可以再进行DUS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