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从1992年首场北京国际拍卖会开始，已经整整走过20个年头了。这20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没有经验，到初步走上规范，取得辉煌的成绩，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得到了大发展大繁荣，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贡献。

　　从1992年首场北京国际拍卖会仅仅成交300万元，到2011年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额高达576.22亿元，增长19207倍，使我国文物艺术品成交额超过英国，排名世界第二。自2009年出现亿元拍品，把我国文物艺术品带进亿元时代，截止到2011年秋季在中国大陆产生的超亿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已经有28件，使中国文物艺术品国际交流中心，从英国伦敦、美国纽约、中国香港，转移到中国首都北京，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全世界华人的骄傲。

　　一、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对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强大支撑

　　拍卖是商品交易中最为活跃，最为公平、公正、公开的一种商业形式，在我国这种拍卖的交易形式始见于魏晋时期，当时的寺院为了筹集善款，将人们捐赠给寺院的僧衣、供品等多余物资，用类似公开拍卖的形式出售，当时把这种交易形式叫做“唱衣”。到了唐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交易形式更为普遍。据唐玄宗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的《通典》一书记载：“诸以财物典质者，经三年不赎，即行拍卖。”拍卖这个词汇正式出现在我们的典籍中，所以说拍卖这个词汇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不是舶来品。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拍卖这种交易形式，在沿海的广州、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比较普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拍卖这种交易形式沉寂了三十多年。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拍卖行业的发端创造了有力条件，而真正把文物艺术品推上拍卖市场，开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先河的应该是1992北京国际拍卖会。主办这场拍卖会的主办单位有：北京广告公司、北京市拍卖市场、北京文物对外交流中心、荷兰国际贸易咨询公司。协办单位有：北京华远国际旅游公司、深圳大业推广联合有限公司。此场拍卖会得到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北京市文化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等多方面的支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张德勤为拍卖会作了《中国文物事业的现状》的专题报告，并刊印在拍卖图录的首页。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金鲁、副局长彭思齐参加组委会，亲自领导拍卖会的领导工作。

　　此场拍卖会的重要性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正如1992北京国际拍卖会组委会所说：“拍卖会在国际上屡见不鲜，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是需要探索和实践的。探索者的道路与足迹，应该从时间的量中去体现，历史会做出公允的评判。因此，无论成功与否，对于探索者本身都是需要肯定和值得纪念的。”

　　1992北京国际拍卖会的意义，经过20年时间“量”的体现，现在看来，对于当时的探索者确实值得我们今天肯定和纪念的。在20年前的1992年，按照1982年11月1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不是商品，其中的第五章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除了送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即文物商店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的。可是1992北京国际拍卖会的组织者，经过多方的联系和艰苦卓绝的努力，硬是把2188件上至商周青铜器，下讫近现代书画以及明清官窑瓷器，诸如西周《“内”铜爵》，西汉《青釉绳纹双系壶》，唐《彩绘陶骑马俑》，宋《三彩花卉枕》，辽《黄釉马蹬壶》，明《白玉独角兽》，清乾隆官窑《仿木釉碗》“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明卞文瑜《山水图》轴，清梅清《山水图》轴，民国肖俊贤《山水图》轴，现代张大千《宋人诗意图》轴，现代吴昌硕《牡丹菊石图》轴，现代齐白石《松鹰图》轴等，推上了拍卖会。

　　这些文物主要来自北京市文物商店和中国文物商店总店的提供，徐邦达、耿宝昌、程长新、杨伯达以及彭思齐、秦公、章津才、张茹兰、冯家驳、范世民、王彦朝、王利民、贺立彬、娄国强、胡文棨等做了大量工作，霍英东先生鼎立相助，他们都功不可没。

　　此场拍卖会于1992年10月11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剧场举行，成交金额虽然仅300多万元，但在政策上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文物政策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人民日报》社内部刊物《信息旬刊》登载文章反映：文物拍卖问题成为海内外关注热点，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一种认为文物拍卖是加快改革开放，增加财源的新举措，应该继续搞下去；另一种则完全相反，认为这是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出卖，对拍卖文物表示极大地不安。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