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冷，已是四月中旬，深夜为长篇小说鲁迅传《苦魂三部曲》杀青而紧张写作时，还得穿上冬天的羽绒服。为了这部构思数10年、着笔13年的最后的“功夫书”，能够在辞世前完稿，我拒绝了其他一切来往与邀约。

　　上午晨睡之后，即将开始新一天的《苦魂三部曲》写作，突然收到快递。是一包书，包裹得整整齐齐，里三层外三层，严严实实，足见寄者的郑重。好不容易打开来，见是《来新夏随笔自选集》，装帧精美，印制豪华，上海人民出版社新春出版，分《说掌故·论世情》《书卷多情似故人》《问学·访谈录》三大精装本。

　　我不禁惊住了！立即停下要启动的工作，翻阅这部珍贵的大书。来公慈祥、沉静的面容浮现在眼前，仿佛老人自天上归来，又与我促膝谈心，说古论今……

　　《说掌故·论世情》，主要收录讲说历史掌故和人情世事的随笔。许多历史的隐秘，世人并不知晓，但经博学广识的来公轻轻几笔，就点透了。譬如《番薯的引进》，大家都常吃白薯，却不大晓得其来历。来公则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史籍杂书的熟稔，清晰明了地摆出几种历史说法，然后肯定番薯是明万历年间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故宫与逊帝》，介绍了清帝退位后的隐秘生活，通篇绝无历史教科书式的生涩，活泼泼地讲出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这说明来公虽为书生，但并不“迂”。如《论世》篇中的《摘掉“迂”的帽子》所说，对世上的虚情假意，不可当真，以免遭人愚弄。“作为知识分子既不以‘迂’自喜，也不接受‘迂’的过奖，要自己摘掉‘迂’的帽子，做个通达、明理、务实的知识分子。”

　　《书卷多情似故人》中，《知人》篇中讲了他所深知的历史上的人物和现实中的友人。如《范老的“二冷”精神》，记述了他的硕士导师范文澜先生从提倡“坐冷板凳”和“吃冷猪肉”的“二冷”精神，到践行“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过程。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明了治学的道理。《穆旦的半生悲歌》，则讲述了自己“文革”中与诗人穆旦结成“一对黑”劳动改造的经历，使人们看到大诗人穆旦生前是怎样喝那满满一杯苦酒的。不觉中产生了对历史的深省。《读书》篇中，来公作为大藏书家和大读书人，谈了自己的书缘和读书的要领。

　　《问学·访谈录》，讲述了来公自己的学术历程和历来往事以及治学的体会。

　　早在十年前，我就对来公的随笔非常注意。但只是从报章上散见他的一些文章，读了几本集子，据此写了《晚景能否来新夏》，发在2004年9月22日《中华读书报》“文学”版上，排在头条，还镶了“花边”。来公为之一喜，视我为知音。此文认为来公“衰年变法”，大写随笔，“犹如夏天青翠欲滴、枝繁叶茂的绿荫，给人以长者的呵护与智者的启悟；不像早春那样，虽然在原野上透发一派新绿，但是终究未成大气象；也不似中秋那般，纵然月圆气朗，果实累累，然而究竟已近岁末，后劲不足了。来公是八十初度‘老来旺’，底气充足，心神清健，正处于夏天，而且是新来的夏天！”这回又读了分类清明的三本自选集，感到从来公那里得到的教益更为明晰、系统了。像这样讲史论事、渊博深厚又信手拈来、举重若轻的随笔集，必定传世，很难有人超越。

　　2006年12月7日，中华书局为他和冯其庸、戴逸等八位老学者的“皓首学术随笔丛书”举办座谈会，他赴京前，一再叮嘱：“把张梦阳找来一见。”中华书局费了许多周折，又联系社科院，又寻觅文学所，终于问到我的手机号，告知我一定与会。于是，我冒着严寒到中华书局参加座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晤了来公。见他虽年过八旬，却精神健旺，身着咖啡色西服，风度儒雅，谈吐博达，给人以温润的亲和感。以后常通电话，不断收到他亲笔签写的新著，但总未能谋面。本想《苦魂三部曲》全套三部八十余万字完成后，特地赴津赠他。电话里他也有信心活到百岁，谁想到竟突然驾鹤西去……

　　来公1923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随祖父来裕恂开蒙读书。来裕恂是清朝末年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是造诣深湛的文学史家，潜心写过《汉文典》《中国文学史》等很多著作。来公幼年时期是在祖父身边成长的，祖父指导他读了很多蒙学读物，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直到来公离开祖父和父亲到了北方，祖父还不断写信教导他应该读什么书。三本自选集收录了来公八十多幅照片，我认为其中来公六岁接受祖父启蒙教育时的骑木马照片最为珍贵，也最为耐看。从六岁小来公稚气又自信的小脸庞上，就可看出这孩子长大必有所造就——事实果然如此！

　　来公于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那时候的辅仁正处在高峰时期，名师云集，像陈垣、余嘉锡、张星烺和启功诸先生都在学校任教。辅仁是所小而精的学校，校舍并不大，但是学风很朴实。当时每个班也就十几二十个学生，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亲自教授，师生关系很密切。辅仁的史学特别强，校长陈垣先生就是史学大家，目录学家余嘉锡也亲自给学生授课。

　　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社会经济很差，家里也比较困难，来公在辅仁连续四年获得一等奖学金。每次获奖都会有一个奖章，上面刻着一个“勤”字。他就靠着奖学金的资助，坚持毕业，以后数十年勤奋读书、写作，直到91岁逝世前半小时还在工作，终于成为“纵横三学”、随意恣肆的传世大家。

　　来公不仅学术根底厚实、广博，而且心中深藏着如鲜花、朝露一般散发浓郁清香的人情味。2013年早春，我在孤病中一人度过春节，想起40年前在农村教书时遇到的奇男子和奇女子，情不可抑，写出叙事抒情长诗《谒无名思想家墓》。有两家诗歌刊物很是欣赏，想用，但因为长诗写的是“文革”中的经历，到底未敢刊出。我只好自印若干本，寄给来公两本。未曾料想很快收到他的来信，这位早已把人间沧桑视为浮云的老人，说出了不寻常的读后感：“你拨动了我的心弦，终于让感情的死灰复燃。我感动了，哭了，流下了久已枯涸的泪水。”还说，“我早已不哭了，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折磨，太久的不公，但是我懦弱不会反抗，只有‘引颈就戮’，人家说我什么，我都会笑脸相迎，把泪水倒流进肚里，但你的诗掘开了我心灵的缺口……因为，它让一位已经淡定、漫步走向百岁的老者，在行程中感动了，停下脚步，回头再审视……”来公把读《谒无名思想家墓》后给我回信的事情，写成了随笔《感情的死灰复燃》，发表在2013年7月9日天津《今晚报》上，又收入这部随笔自选集《说掌故·论世情》的《论世》篇。浙江湖州学人张建智先生在悼念来公的文章中说，来公最后给我的这封信，才真正说出了他的心里话，是“史家之绝唱”。

　　正是因为心灵相通的缘故，一年前3月31日晚，收到来公夫人焦静宜女士短信，告知来公逝世的消息后，我为之大恸，痛哭不止，给所有相关的朋友发去哀告。

　　在此春夜百静之中，我深切地怀念着来公……（张梦阳，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