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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正需要鲁迅”

  • 发布时间:2015-05-22 11:29:42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钱理群说,在他看来鲁迅更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告诉人们,自己也是困惑者中的一人,他会陪你一起走,一起寻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北京西三旗枫丹丽舍,是钱理群(以下称钱老)的住所。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曾在多个场合有过铿锵有力的抨击,他说这是他长时间以来的切身感受。

  “这几年来,我一直很少去北大,我已经很清楚现在的北大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北大了,我不想破坏对北大的记忆;另一方面,北大的门也并没有真正向我敞开。”钱老曾在北大任教20余年,作为北京大学标志性的人物之一,类似的表述无疑会让他承受“压力”,但他始终像一名战士,百折不挠地战斗着。对于这样一位老者,心生敬畏又不免有几分心疼。

  钱老的客厅,长长的一面墙黑压压地塞满了书柜,这样一来,不小的客厅变得有些紧凑。书房里,一摞摞不齐整的书本纸张四处错落着,书桌上的阵势更不必分说——若是坐在桌后的椅子上,想必外面看去怕是只能勉强瞧见脖子之上的部分了。

  洗手间里极其清静简朴。一块肥皂和一块药皂是全部的洗涤用品,一个白瓷茶缸和一个褪色的蓝色塑料杯子是两个洗漱杯,梳妆镜左右两侧的墙上挂着两条旧毛巾,仅此而已。

  北大变了

  “在北大任教的后期,我所处的地位非常尴尬。”钱老感到,北大变了。

  这种尴尬,在他一次次讲课的经历中不断加深。一次,钱老在北大中文系讲“鲁迅”,现场反应非常好。第二天,接到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在一通赞誉之后提了一个问题:您讲得如此受欢迎,请问其中的技巧在哪里?这个问题让他一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他觉得最触动学生的应该是他讲的“鲁迅”,而意外的是学生关心的是怎么技巧性地引起别人的关注。“过去的北大学生是不可能提这样的问题的。”

  第二个电话,还是学生打来的,“听了您的课,我昨晚一晚上没睡好觉,因为你的课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北大。”这个电话对于钱老来说,既欣喜又沉重,欣喜的是学生能理解老师,而沉重的是北大的讲台上已经少有再教授学生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还是一次讲课的经历,题目是《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理想生活?》。课后的互动交流中,一个男孩子给钱老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刚进北大,学长就跟我说,进入北大最重要的是借北大这个牌子建立积累各种人脉关系,请问我该怎么建立人脉关系?”另一个女学生的提问则说:“我很苦恼,我是个女孩子,要把房间打扫干净,我要逛逛街,要同学聚会,这些已经让我忙得不得了,请问怎么做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显然,鲁迅不再是学生关心的,学术也不再是学生关心的。

  他说,多次这样的尴尬之后,他读懂了,学生们当下关心的是“怎么样过一种舒适的个人生活”。

  更让人意外的是,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鲁迅研究专家,钱老并不能在北大通畅地公开演讲。

  “原因倒不是在党委,而是学生会和团委,尤其是团委,最接近权力中心,万一演讲产生了效果,出点事情,影响其仕途,但只要请我去就不能限制我讲什么。为了避免公开让我演讲,就找出各种理由来,时间呀,教室呀,地点呀,各种各样的理由。所以就只在中文系讲,很少公开讲。”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感受,是钱老教学过程中多次遇到的亲身体验。

  这是其中一次经历。某次讲课,一个男学生坐在了第一排距离钱老最近的位置。老师讲课之时,大抵都会对学生的反应有一些期望和预判。这个学生课堂反应极好,在每个节点都能及时做出反应,所做出的反应都恰合老师心意。

  第一天课后,他像很多人一样上前与钱老攀谈。尽管“我对课后说好话的人,都是保持很高的警惕。”但是,这名男孩的不同之处是,他在“恭维”的赞誉之后,随即列举了老师究竟讲得好在哪里,而且都说在了点子上。“这样,我就以为他是理解我的,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次之后,两次之后,三次之后,每天都是这样,钱老对这个学生的好感与日倍增。

  “第四次课,他跟我说,钱先生我想到美国去,请你帮忙推荐,我欣然同意。”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推荐之后,他再没有见到这个学生。

  这种体验并非钱老独有,身边的很多老师也有类似的感受。钱老说,这就是鲁迅所讲的“精神资本家”。他的称赞、微笑、反应……这些都是有目的的,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所做的一切,包括微笑都是要有回报的。

  “即使当时看出来也没有办法,看出来也很难拒绝,他的一切符合游戏规则,高智商就在于此。你要拒绝反而显得你小气,这就是他的高智商,这就是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

  让他担忧的是,北大的学生遴选了全国的优秀学生,他们高智商,而“经过北大的精加工,这样的人特别善于迎合体制、利用体制,而且做事能力很强,但要命的是这些人都是本质上的虚无主义者,可能民主、自由、人道讲得比谁都好,但讲得那些都是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的东西,所有的行为只为达到个人目的”。

  “如果他们掌握了权力的话,危害性大于现在的贪官、现在的腐败。更严重的是,即使腐败也会更高明。这一代人出来的话,非常可怕,而且事实上正在出来。”钱老看来,高智商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最大特点,这样一批人由于办事高效率,极容易被市场承认,同时,做事不露痕迹,也极容易成为接班人。

  我的存在

  钱老说,作为老师,对学生蜕化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现象,是颇为伤感的,但他也理解,这不是个别的现象,这背后是一种整体扭曲的价值观在作祟。

  退休前,一个学生在交给钱老的作业后面附了这样一段话:“钱先生我非常喜欢您的课,您用您的存在告诉我,人可以为理想活着。”钱老感动于孩子的表达,但他也读到了言外之意:“我已经放弃理想了,我不会像你一样活着。”

  他看来,说这段话的孩子在某种程度是懂得他钱理群的。“虽然他不会按照你那样活着,因为不现实,但他知道你的价值,这个价值对我还是有作用的。他知道你走的这条路是更理想的,本应该是正路,是可以让人羡慕的。”

  他很清醒:事实上,其实“进北大之前,孩子和家长就已经有了目标。”大学,尤其北京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最接近权力核心。不论是商业上,还是政治上,相对于别的高校来说,向上流动是最方便的。而且为了进入北大,曾经付出过巨大代价,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是把别人踩下去才上来的,当最接近目标时,当然会一心“往上爬”。

  “现在的学生已经和80年代完全不同,过去是精神圣地吸引,现在是爬到最高的阶梯,现在是要成为人上人。”

  但是,他反而更坚定了他对于自己存在的意义的坚守。

  他的理解是:正是很多人放弃了理想,他才更要用坚守理想的行为告诉大家,人仍然可以为理想而活,这种存在或许很另类,这种存在的力量或许很微弱,但也要告诉大家,尤其是正在习惯于“向上爬”的思维的人们,人可以有另外的存在。

  鲁迅的存在

  钱理群看来,精致利己主义者产生的根源,是年轻人不再有任何信仰,不再怀揣理想,唯一能驱动行为的就剩下了完成个人利益的诉求。也许,要用“鲁迅”解决现在信仰的问题,有点简单化,“鲁迅”不可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但从更宏观的角度说,现在确实是需要鲁迅的时代。

  “鲁迅,他看得更深,他更专注现实背后的精神、文化、国民性的问题,由此他的认识也更具有超前性的。而对根本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当下问题的实质,使人不停留在简单的抱怨。这不仅是对中国,而且是对世界。”钱老认为,了解中国问题,不能回避的两个人,即毛泽东和鲁迅,了解了这两个人就了解了大陆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

  钱老认为,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鲁迅是他最基本的依据。

  鲁迅1919年的一篇随感录中说道,“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这个很启示我怎么认识当下,我就觉得当下的中国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的一个国家,比如西部是前现代、中部是现代,一个地方也存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问题,北京也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就在次。比如民主、科学,从前现代地区和后现代地区感受就完全不一样。而眼下的中国即存在现代不足的问题,又存在现代过度的问题,这都在鲁迅批判的范围。”

  他教导学生,了解中国,必须到中国最边缘的地方看,把北京上海当作中国,是要误判的。

  “看中国也不能只看上面,还要看下面,如果只看上面帝王将相会很悲观,但看到地下,历来就有为国为民,而是受压抑的志士存在。看官方,有时会绝望,但看中学生就会看到希望。乌坎事件、什邡事件都是如此。鲁迅提供了观察中国的一种方法,而且有很强的解释力。”

  钱老说,当人春风得意的时候,和鲁迅是绝缘的。但只要对现状有所不满,要开始寻找一条路的时候,就是接触鲁迅的最好时候。特别是当下复杂的现实之下,特别是在温饱解决之后,90后青年是接受鲁迅的种子。

  “现在的教育正好和鲁迅相反,要么回避现实,要么就是讲假话空话套话,这样教育孩子不行,久而久之后,没有给孩子一个真实的世界,孩子会对假的东西习惯起来,也变得假起来。”钱老说,鲁迅的意义是他是个真人,他不仅用真话讲社会,而且会真实地对人们讲自己的苦衷,这一过程中他会帮人认识自己,并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寻路。在教育整体说假话的大背景下,鲁迅对孩子们有异常重要的作用。而鲁迅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这点正是当下最需要的。

  鲁迅的中国经验

  “假使把鲁迅的作品不署名重新发表,仍然适用于当下,这就是‘鲁迅’的超越性,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国经验。”钱老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验在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甚至提供了一种方法论。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对知识分子“伪士”的批判至今受用。

  “鲁迅总结‘伪士’的三大特点:第一,本身没有信仰;第二,装着很有信仰;第三,不准别人和他有不一样的信仰。现在的中国,表面很有信仰,其实无信仰,但很多人又做出信仰保卫者的姿态,伪士多得不得了,鲁迅提供的方法论就很有解释力、批判力。”

  在我和我们的关系上,“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做一件事情首先是为我自己,但我是一个大我,他人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他人不幸福我也不能幸福,但不是恩赐,而是他人幸福我的生命才有意义和价值。当强调我们的时候,不要忘了我是我们的基础和前提。当强调我的时候,不要忘了我是我们中的一员。”

  就时下中国在很多方面整体弥漫着的失败主义情绪,甚至绝望的情绪,鲁迅也曾提供过宝贵的经验。

  “鲁迅的韧性精神,认准一个事情就坚持下来,不达目标誓不罢休。当看到黑暗的事情,想做一些改变,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看到黑暗就着急,不吃不睡想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问题,这常因为不能持久半途而废;二是消极应对;三就是鲁迅的方法,一边谈恋爱,一边喝酒,一边战斗,将战斗日常化。”

  现下的中国,还需要鲁迅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的精神。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从一件一件的小事情做起,每件小事情都跟想做的大事情联系在一起。只做小事情不想大问题,小事情就没有意义,而且不容易坚持,只有大问题不做小事情,就没有成就感。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鲁迅的物质观也有值得借鉴之处:第一,钱是不能没有的;第二,不是所有东西都是钱能买得到的;第三,钱也会使你失去很多东西。钱老从鲁迅那里得到的是,“过简单的物质生活,过丰富的精神生活”。

  钱老说,在他看来鲁迅更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告诉人们,自己也是困惑者中的一人,他会陪你一起走、一起寻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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