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说，在他看来鲁迅更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告诉人们，自己也是困惑者中的一人，他会陪你一起走，一起寻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北京西三旗枫丹丽舍，是钱理群（以下称钱老）的住所。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曾在多个场合有过铿锵有力的抨击，他说这是他长时间以来的切身感受。

　　“这几年来，我一直很少去北大，我已经很清楚现在的北大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北大了，我不想破坏对北大的记忆；另一方面，北大的门也并没有真正向我敞开。”钱老曾在北大任教20余年，作为北京大学标志性的人物之一，类似的表述无疑会让他承受“压力”，但他始终像一名战士，百折不挠地战斗着。对于这样一位老者，心生敬畏又不免有几分心疼。

　　钱老的客厅，长长的一面墙黑压压地塞满了书柜，这样一来，不小的客厅变得有些紧凑。书房里，一摞摞不齐整的书本纸张四处错落着，书桌上的阵势更不必分说——若是坐在桌后的椅子上，想必外面看去怕是只能勉强瞧见脖子之上的部分了。

　　洗手间里极其清静简朴。一块肥皂和一块药皂是全部的洗涤用品，一个白瓷茶缸和一个褪色的蓝色塑料杯子是两个洗漱杯，梳妆镜左右两侧的墙上挂着两条旧毛巾，仅此而已。

　　北大变了

　　“在北大任教的后期，我所处的地位非常尴尬。”钱老感到，北大变了。

　　这种尴尬，在他一次次讲课的经历中不断加深。一次，钱老在北大中文系讲“鲁迅”，现场反应非常好。第二天，接到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在一通赞誉之后提了一个问题：您讲得如此受欢迎，请问其中的技巧在哪里？这个问题让他一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他觉得最触动学生的应该是他讲的“鲁迅”，而意外的是学生关心的是怎么技巧性地引起别人的关注。“过去的北大学生是不可能提这样的问题的。”

　　第二个电话，还是学生打来的，“听了您的课，我昨晚一晚上没睡好觉，因为你的课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北大。”这个电话对于钱老来说，既欣喜又沉重，欣喜的是学生能理解老师，而沉重的是北大的讲台上已经少有再教授学生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还是一次讲课的经历，题目是《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理想生活？》。课后的互动交流中，一个男孩子给钱老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刚进北大，学长就跟我说，进入北大最重要的是借北大这个牌子建立积累各种人脉关系，请问我该怎么建立人脉关系？”另一个女学生的提问则说：“我很苦恼，我是个女孩子，要把房间打扫干净，我要逛逛街，要同学聚会，这些已经让我忙得不得了，请问怎么做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显然，鲁迅不再是学生关心的，学术也不再是学生关心的。

　　他说，多次这样的尴尬之后，他读懂了，学生们当下关心的是“怎么样过一种舒适的个人生活”。

　　更让人意外的是，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鲁迅研究专家，钱老并不能在北大通畅地公开演讲。

　　“原因倒不是在党委，而是学生会和团委，尤其是团委，最接近权力中心，万一演讲产生了效果，出点事情，影响其仕途，但只要请我去就不能限制我讲什么。为了避免公开让我演讲，就找出各种理由来，时间呀，教室呀，地点呀，各种各样的理由。所以就只在中文系讲，很少公开讲。”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感受，是钱老教学过程中多次遇到的亲身体验。

　　这是其中一次经历。某次讲课，一个男学生坐在了第一排距离钱老最近的位置。老师讲课之时，大抵都会对学生的反应有一些期望和预判。这个学生课堂反应极好，在每个节点都能及时做出反应，所做出的反应都恰合老师心意。

　　第一天课后，他像很多人一样上前与钱老攀谈。尽管“我对课后说好话的人，都是保持很高的警惕。”但是，这名男孩的不同之处是，他在“恭维”的赞誉之后，随即列举了老师究竟讲得好在哪里，而且都说在了点子上。“这样，我就以为他是理解我的，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次之后，两次之后，三次之后，每天都是这样，钱老对这个学生的好感与日倍增。

　　“第四次课，他跟我说，钱先生我想到美国去，请你帮忙推荐，我欣然同意。”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推荐之后，他再没有见到这个学生。

　　这种体验并非钱老独有，身边的很多老师也有类似的感受。钱老说，这就是鲁迅所讲的“精神资本家”。他的称赞、微笑、反应……这些都是有目的的，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所做的一切，包括微笑都是要有回报的。

　　“即使当时看出来也没有办法，看出来也很难拒绝，他的一切符合游戏规则，高智商就在于此。你要拒绝反而显得你小气，这就是他的高智商，这就是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

　　让他担忧的是，北大的学生遴选了全国的优秀学生，他们高智商，而“经过北大的精加工，这样的人特别善于迎合体制、利用体制，而且做事能力很强，但要命的是这些人都是本质上的虚无主义者，可能民主、自由、人道讲得比谁都好，但讲得那些都是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的东西，所有的行为只为达到个人目的”。

　　“如果他们掌握了权力的话，危害性大于现在的贪官、现在的腐败。更严重的是，即使腐败也会更高明。这一代人出来的话，非常可怕，而且事实上正在出来。”钱老看来，高智商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最大特点，这样一批人由于办事高效率，极容易被市场承认，同时，做事不露痕迹，也极容易成为接班人。

　　我的存在

　　钱老说，作为老师，对学生蜕化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现象，是颇为伤感的，但他也理解，这不是个别的现象，这背后是一种整体扭曲的价值观在作祟。

　　退休前，一个学生在交给钱老的作业后面附了这样一段话：“钱先生我非常喜欢您的课，您用您的存在告诉我，人可以为理想活着。”钱老感动于孩子的表达，但他也读到了言外之意：“我已经放弃理想了，我不会像你一样活着。”

　　他看来，说这段话的孩子在某种程度是懂得他钱理群的。“虽然他不会按照你那样活着，因为不现实，但他知道你的价值，这个价值对我还是有作用的。他知道你走的这条路是更理想的，本应该是正路，是可以让人羡慕的。”

　　他很清醒：事实上，其实“进北大之前，孩子和家长就已经有了目标。”大学，尤其北京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最接近权力核心。不论是商业上，还是政治上，相对于别的高校来说，向上流动是最方便的。而且为了进入北大，曾经付出过巨大代价，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是把别人踩下去才上来的，当最接近目标时，当然会一心“往上爬”。

　　“现在的学生已经和80年代完全不同，过去是精神圣地吸引，现在是爬到最高的阶梯，现在是要成为人上人。”

　　但是，他反而更坚定了他对于自己存在的意义的坚守。

　　他的理解是：正是很多人放弃了理想，他才更要用坚守理想的行为告诉大家，人仍然可以为理想而活，这种存在或许很另类，这种存在的力量或许很微弱，但也要告诉大家，尤其是正在习惯于“向上爬”的思维的人们，人可以有另外的存在。

　　鲁迅的存在

　　钱理群看来，精致利己主义者产生的根源，是年轻人不再有任何信仰，不再怀揣理想，唯一能驱动行为的就剩下了完成个人利益的诉求。也许，要用“鲁迅”解决现在信仰的问题，有点简单化，“鲁迅”不可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但从更宏观的角度说，现在确实是需要鲁迅的时代。

　　“鲁迅，他看得更深，他更专注现实背后的精神、文化、国民性的问题，由此他的认识也更具有超前性的。而对根本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当下问题的实质，使人不停留在简单的抱怨。这不仅是对中国，而且是对世界。”钱老认为，了解中国问题，不能回避的两个人，即毛泽东和鲁迅，了解了这两个人就了解了大陆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

　　钱老认为，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鲁迅是他最基本的依据。

　　鲁迅1919年的一篇随感录中说道，“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这个很启示我怎么认识当下，我就觉得当下的中国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的一个国家，比如西部是前现代、中部是现代，一个地方也存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问题，北京也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就在次。比如民主、科学，从前现代地区和后现代地区感受就完全不一样。而眼下的中国即存在现代不足的问题，又存在现代过度的问题，这都在鲁迅批判的范围。”

　　他教导学生，了解中国，必须到中国最边缘的地方看，把北京上海当作中国，是要误判的。

　　“看中国也不能只看上面，还要看下面，如果只看上面帝王将相会很悲观，但看到地下，历来就有为国为民，而是受压抑的志士存在。看官方，有时会绝望，但看中学生就会看到希望。乌坎事件、什邡事件都是如此。鲁迅提供了观察中国的一种方法，而且有很强的解释力。”

　　钱老说，当人春风得意的时候，和鲁迅是绝缘的。但只要对现状有所不满，要开始寻找一条路的时候，就是接触鲁迅的最好时候。特别是当下复杂的现实之下，特别是在温饱解决之后，90后青年是接受鲁迅的种子。

　　“现在的教育正好和鲁迅相反，要么回避现实，要么就是讲假话空话套话，这样教育孩子不行，久而久之后，没有给孩子一个真实的世界，孩子会对假的东西习惯起来，也变得假起来。”钱老说，鲁迅的意义是他是个真人，他不仅用真话讲社会，而且会真实地对人们讲自己的苦衷，这一过程中他会帮人认识自己，并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寻路。在教育整体说假话的大背景下，鲁迅对孩子们有异常重要的作用。而鲁迅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这点正是当下最需要的。

　　鲁迅的中国经验

　　“假使把鲁迅的作品不署名重新发表，仍然适用于当下，这就是‘鲁迅’的超越性，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国经验。”钱老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验在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甚至提供了一种方法论。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对知识分子“伪士”的批判至今受用。

　　“鲁迅总结‘伪士’的三大特点：第一，本身没有信仰；第二，装着很有信仰；第三，不准别人和他有不一样的信仰。现在的中国，表面很有信仰，其实无信仰，但很多人又做出信仰保卫者的姿态，伪士多得不得了，鲁迅提供的方法论就很有解释力、批判力。”

　　在我和我们的关系上，“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做一件事情首先是为我自己，但我是一个大我，他人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他人不幸福我也不能幸福，但不是恩赐，而是他人幸福我的生命才有意义和价值。当强调我们的时候，不要忘了我是我们的基础和前提。当强调我的时候，不要忘了我是我们中的一员。”

　　就时下中国在很多方面整体弥漫着的失败主义情绪，甚至绝望的情绪，鲁迅也曾提供过宝贵的经验。

　　“鲁迅的韧性精神，认准一个事情就坚持下来，不达目标誓不罢休。当看到黑暗的事情，想做一些改变，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看到黑暗就着急，不吃不睡想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问题，这常因为不能持久半途而废；二是消极应对；三就是鲁迅的方法，一边谈恋爱，一边喝酒，一边战斗，将战斗日常化。”

　　现下的中国，还需要鲁迅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的精神。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从一件一件的小事情做起，每件小事情都跟想做的大事情联系在一起。只做小事情不想大问题，小事情就没有意义，而且不容易坚持，只有大问题不做小事情，就没有成就感。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鲁迅的物质观也有值得借鉴之处：第一，钱是不能没有的；第二，不是所有东西都是钱能买得到的；第三，钱也会使你失去很多东西。钱老从鲁迅那里得到的是，“过简单的物质生活，过丰富的精神生活”。

　　钱老说，在他看来鲁迅更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告诉人们，自己也是困惑者中的一人，他会陪你一起走、一起寻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