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一国产出增长的变动从长期看，可分为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但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而是有一定时间限度，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存在一拐点，高速增长到该点后，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人均产出将在越过该点后呈递减的增长趋势，其后就是遵循新古典增长的足迹，即规模收益递减，并逐步收敛到所谓卡尔多长期均衡阶段。但是各国经济向均衡阶段收敛路径并不同。

　　为了方便归纳，分四种情况来分析选择不同增长方式的可能前景。

　　一是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资本投入型，即是资金、资源与土地等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投入为主要贡献的增长路径，通常也称投资驱动型增长。在此路径上，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走高增长路径，激励工业化大发展，进而推动城市化大发展。但这种增长路径积累了诸如经济结构失衡、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环境和资源制约、城乡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过大等矛盾，使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增长已难以为继。这种粗放型投资驱动路径不仅无法有效提高增长率，也无法弥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逆转的不良态势，反而会进一步放大其增长负效应。

　　二是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如果说，资本投入型是工业化阶段主要的增长路径，那么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更多是小农经济，或工业化早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柱时的主要增长路径，如我国劳动投入年均贡献率在1986年至1990年曾占到42.85%的比重，此后下降趋势明显，从1991年开始年均贡献率均不到9%。随着工业化的展开与深入，资本投入会逐步替代劳动投入成为主要增长路径，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据测算，在2008年至2012年间，我国年均劳动投入增长率已由先前的1.51%降到0.38%，而随着劳动人口数量减少，2013年至2018年、2019年至2030年阶段将会分别降至-0.66%与-0.71%。显然，无资本支撑的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在工业化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测算中的劳动投入是指普通劳动投入而非知识型劳动。知识型劳动表现为人力资本，投入侧重在知识投入，一般表现在效率型增长路径，更多体现于城市化、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的形成过程中，是推动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源泉。

　　三是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从产出角度看，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同，投资需求实质直接就是投资，而消费需求则必须在消费之后，引发企业后一轮投资，才能成就增长拉动效应，故具有间接引致的特点；投资需求更多在于固定资产、中间品、再生产领域，尤其是重工业内部具有自我循环的特点，只要资金充足，即可连续进行；而消费需求更多的是农产品、轻工业品、服务等行业，消费引致的投资，则需经过市场检验。不过，对这一路径肯定的同时，也应关注其实现的条件及可能的负面效应。要实现消费需求，至少要满足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两个条件。若从收入水平看，我国城乡虽逐年上升，但差距却呈发散态势，表明增长成果不为城乡居民所分享；至于消费意愿，可由消费倾向显示，我国城乡消费倾向近年来都呈下降态势。而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涉及更广泛的改革，除了收入分配，还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失业问题、食品安全、假冒伪劣等消费环境问题，以及房地产、教育、医疗的改革成效等众多问题。因此，实现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必须建立在一系列改革成效的基础上。

　　四是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其贡献份额超过50%以上的增长路径。全要素生产率又称“索罗余值”，其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通常认为有三个来源：即效率改善、技术进步与规模效应，通过科技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方式，使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即为TFP增长率。可以说，效率型增长的源泉在于知识投入，本质上是知识型投入，其中各行各业、形形色色人力资本的涌现，扮演着关键角色。通常，已实现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的发达国家，其TFP贡献份额都在60%以上，而我国TFP贡献份额大约维持在1/4的水平，TFP增长率年均约为2.5%，表明我国还远未迈入效率型增长路径，但无疑是经济新常态下必须要奋斗的目标。

　　当然，效率型增长路径的确很具魅力，但真正实现却是一个高难度挑战，因为这要求TFP年均增长率要在3%至4%的水平上递增，实现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型。但这不仅需要大批人力资本投入，也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的保证，更需要一定的时效来达成。

　　综上四种路径，经济新常态下可选择消费需求拉动型与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鉴于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是一种有效率的资本投入型增长，故经济新常态下增长路径的选择仍须维持一定水平的资本投入。

　　因此，要促进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形成，首先就要从造成资本效率持续下降的缘由入手。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逐步放开对要素市场的管制，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强调要素配置的价格机制作用，形成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真实反映企业效率，导引各产业部门以真实效率为衡量基准的均衡增长。

　　第二，建立以资金使用效率为银行放贷标准，建立资本配置的评估指标体系，促进利率市场化，对资金导向效率较高的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高效性。

　　第三，打破行政分割与区域垄断，减少重复建设，破除行业垄断，建立低效企业出局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