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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贪官”可不可行?

  • 发布时间:2015-05-13 08:32:24  来源:中国民航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杨江

  “打虎”“猎狐”,持续不断的反腐亮剑令民众的反腐信心大幅增强。中国社科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民众对反腐的信心度不足60%,而近两年老百姓对反腐信心已大幅增强,去年已有八成以上民众表示对反腐有信心。就在这个当口,“特赦贪官”这个命题突然再次闯进民众视线。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特赦贪官可行与否?

  为何有人支持赦免

  从1999年起,赦免贪腐官员的话题屡被提及,并有3次较大规模的集中讨论,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要么是学者的一相情愿,并未获得体制的回应;要么是被视为异物而被扼杀。”长期研究反腐问题的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蔡正华说。

  在蔡正华看来,虽然赦免贪腐官员饱受争议,但这个命题正逐步得到高层的重视,予以思考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何家弘甚至认为“巨大的官员腐败存量”也许正是引发高层不得不思考部分赦免的关键因素。在何家弘等人看来,此举的目的在于化改革的阻力为动力,借此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因为“反腐败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反昨天的腐败,而在于反今天和明天的腐败”。

  蔡正华也认为,无论是百姓的观感,还是科学的数据都表明,腐败存量之大的问题已经不是一抓了之可以解决的了。

  “根据法律的规定,一旦贪腐,永无洗白机会。而新的贪腐官员却无时无刻不在继续产生,因而当下的贪腐存量比学者们的估算必然要大得多。如果考虑到贪腐不仅涉及官员,还涉及行贿者等利害相关者群体,则牵涉到的社会精英群体数量必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蔡正华补充说。

  因此,他的担心是,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当下,那么多官员不愿意再“摸石头”,甚至连“过河”的心思都没有,因为他们考虑最多的是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不排除一些官员会认为,最大的目标就是不要案发被处理。而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办法,在他们看来很可能就是少做事不发声,而这与当下改革对执政官员勇气与智慧的要求是明显不相符的”。

  赦免贪腐官员因此被认为不光影响反腐一个领域的事情,而是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命门。“是将所有贪腐官员全部拿下,并因此让社会付出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代价,还是尘封过去、展望未来,体系化考虑赦免贪腐官员问题,答案其实是不言自明的。”蔡正华提示,“如果放弃政治上的洁癖心理,我们会发现,在我国数十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并没有适时推进政改。贪腐官员的形成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受到一个社会分配是否公平、选人用人等制度是否透明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说当下所有的贪腐官员都是制度性腐败,但是不得不承认,有相当一部分贪腐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考虑到部分赦免贪腐官员,本身就是承认制度缺陷、甘愿付出发展成本的体现,需要的当然是超越改革的勇气与气度。”

  赦免“还不到时候”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赦免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说,赦免贪腐官员与我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是指我国《宪法》第67条和第80条所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所组成的特赦制度,法理上是指国家元首或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已被司法宣告为有罪的特定犯罪人,免除其全部或部分刑罚的制度。

  而学者们讨论的赦免贪腐官员,也并非是赦免那些已经被司法确定为有罪的贪腐官员,而主要是针对那些尚未被司法追究的贪腐官员,通过宣告既往不咎来对其进行特定豁免。因此,我国现有的赦免制度是无法做到赦免贪腐官员的。构建有效的赦免制度体系,就成为支持论者眼下的首要任务。

  蔡正华解释,赦免贪腐官员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社会更好发展的手段之一。他注意到,之所以那么多人反对赦免贪腐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反对赦免本身,主要还是害怕配套制度不完善而被某些贪腐官员钻了空子,导致赦免制度演变为自己赦免自己的闹剧。因此,在考虑制定何种赦免制度时,就必须明确赦免贪腐官员政策的根本内涵。

  “赦免贪腐官员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交易,而不是单纯一方获益的行为。在这一交易中,国家和人民的筹码是既往不咎,贪腐官员配合改革并积极参与发展,国家未来的权力运行逐渐阳光化,官员不敢贪,有贪必究。”蔡正华强调。

  正如蔡正华那样的理解,将赦免贪官看作是一种交易,又如何避免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单纯一方尤其是贪官一方获益的情况呢?

  蔡正华开出的“药方”是,要促进政治权力运行法治化和规范化,政治权力运行本身缺乏稳定性,会使贪腐官员认为所谓的赦免只是一时的政策而不能得到持久的贯彻,甚至只是引蛇出洞,因而对赦免并不欢迎。同时,必须着重防止赦免的政策红利仅服务于解放贪腐官员,而不能反馈到社会发展和进步上来,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必须系统性地进行赦免的制度设计并制定具体的措施。

  当然,赦免的最终实施需要社会土壤的支撑,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对权力运行机制和人事任免制度予以配套落实,才可能避免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越宽越贪”的怪圈。

  因此,特赦“还不到时候”。

  (据《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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