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敬一丹60岁生日。那天，她将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19时36分，《焦点访谈》播出前2分钟，她在微信上发出两张图片，一张月色下的央视大楼，一张当月主持人值班表，配图的文字，描述着她淡然的心情：“享受着工作，进入告别倒计时。”

　　是的，敬一丹要退休了。她的新书《我遇到你》于今日首发。

　　退休后需要一个“间隔年”

　　退休这件事，敬一丹身边的人其实早就知道。近一两年，她一直给自己做心理暗示，碰见熟人时经常有意识地提一嘴：“我要退休了。”可最近，这件事儿被拿到桌面上，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就一个退休，怎么弄出这么大动静呢？在这件事上，我是有准备的。《焦点访谈》3位主持人排班，排到4月的时候，我主动提出4月1日《焦点访谈》21岁生日那天，我来值班。再往后排，我又主动要求在4月27日我生日这天值班。将来，我的生日可能过得多种多样，却不可能有工作中的生日了，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种状态”。

　　敬一丹淡然地说：“我无意将《焦点访谈》做得有特别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我内心还是需要一种告别的感觉，所以我愿意以这种方式，度过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天。”

　　敬一丹表示，退休后，自己需要一个“间隔年”，之后再重新规划生活。“我可能有更多机会回到校园，和年轻人交流，也可能参加支教，成为一名志愿者”。

　　曾对电视“一点感觉也没有”

　　上世纪80年代，电视兴起。因为人手不够，敬一丹奉命到黑龙江电视台客串播音员。白天，她在电台的话筒前说“各位听众”；晚上到电视台对着镜头说“各位观众”。

　　回忆起和电视的第一次“握手”，敬一丹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电视可真是初级阶段，拍出来黑咕隆咚的，还是直播。当时，在广播人眼里，广播是最正宗的，电视是新来的。电台看电视台，那眼光，就像国有大厂看乡镇企业。我也对电视有一种排斥，一点儿感觉也没有。”

　　敬一丹想回到省电台，更想通过考研的方式重回母校。可在哈尔滨，她举目四望，没一个人能告诉她考文科研究生的试题是什么样子的。没办法，她决定在压根没学过英语的情况下，壮着胆走进考场看看。

　　最终，这样一种看似冲动的尝试让她有了两个收获：第一，知道了自己和研究生之间的差距；第二，认识了日后的先生、华泰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梓木。“我们当时在同一个考场，他是75级的，要考经济专业”。

　　此后，敬一丹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学英语上。1983年第3次考研，她英语拿到66分，终于被母校录取。那一年，敬一丹28岁，已和王梓木结婚。她的研究生导师，是新中国最资深的男播音员齐越。

　　稍做点事就能遇到个“第一”

　　研究生毕业后，敬一丹留校任教，不久又被派到央视参加实践，以积累素材写播音讲义。在央视的每一天，对她来说几乎都是新鲜的、陌生的，这种生活把她心底里的那种欲望唤起来了。“我并不是很容易被调动起来的人，所以一旦我的内心真正涌动起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珍视这种状态。我找到系领导，希望能调到央视”。

　　1988年，敬一丹正式入职央视。近30年电视职业生涯里，敬一丹赶上了很多“第一次”：1989年《经济半小时》创办，她和同事第一次尝试用两个主持人交谈的方式串连节目；1991年央视第一场“3·15”晚会，她在场边负责接听热线电话；1993年，她创办了央视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栏目《一丹话题》……

　　1995年元旦，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那之前，我已做了五六年电视人。经济节目观众群稳定，有一种稳重感，但它不是新闻前沿。《焦点访谈》不一样，它离尖锐的问题更近了。在此之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一种力量叫做‘监督’，能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权利，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实实在在推进这种力量的成长。这个栏目让我有一种前沿感，似乎有摸到时代脉搏的感觉！”

　　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她亲历了一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遭遇战。“现在想想，这可能也是一种‘赶上了’。面对新媒体，我虽然有很多不适应，但我毕竟看到了它的生命力。假如没有这种‘后有来者’的感觉，也会很危险吧。前些年，电视人的自我感觉一直很好，没有对手、强势、第一媒体。现在，当身后出现了追赶者，大家的脚步、状态就都要调整了”。

　　对话

　　记者：作为在《焦点访谈》工作时间最长的主持人，您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敬一丹：我所说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广义一点，是指一种职业状态。这种状态很难用特别精确的语言来形容，但有一点，我会下意识地让自己贴近这个栏目，比如拒绝一些娱乐性较强的节目的邀约等。生活方面也是，在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公益活动时，在别人眼里，你就是《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所以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

　　记者：主持人怎样才能做到即使在台下也不忘自我约束？

　　敬一丹：主持人不能只注重专业修养而忽略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准则。作为公众人物，主持人的确更应该自律。面对林林总总的生活细节，将这种约束变成一种习惯，这才叫自律。

　　记者：退休以后，还会继续关注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敬一丹：我曾采访过一位乡村老师，胡大清老师。在大别山里，他每天坐着木盆到水库周边把学生接来上课，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在那个片子的结尾，我说：“我们能为大别山做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当时，我的女儿王尔晴才4岁，还看不懂这句话。但25年后，她在我的书稿里看到了这个故事，主动对我说，“我和我们美丽中国的小伙伴们来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女儿已经加入公益支教组织美丽中国两年，成了一名职业公益人。我就想，退休以后，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和女儿还有她的小伙伴们一起，走近这些孩子们，从这些年轻人还有孩子身上获得一种力量。他们给我带来了一种相信，相信未来。（文／肖莹 原载《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