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一过，Uber（优步）就不“工作”了。互联网上，一条“优步广州办公室暂停对外营业”的新闻被转发了上千次：一家流淌着硅谷血液，估值400亿美元，目前美国最值钱之一的创业公司，在中国却屡屡碰壁。

　　无独有偶，在前不久的北京电影节上，著名导演、制片人王建新就为刚刚进入上海自贸区，正试图在中国大展拳脚的全球最大完片担保公司FFI提醒支招：“与中国源自苏联的‘导演中心制’存在冲突，现行的审核制度与国外也不同，完片担保在中国要‘摸着石头过河’！”

　　外资制造业进入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产生的巨大消费市场，往往是他们的“中国梦”。同样，外资服务业也有着类似的“梦”，但是现在看来，实现这个“梦”却未必那么容易。由于抢占传统出租车市场，Uber在中国遭遇到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上海、沈阳等地发生出租车罢运事件；由于交通运输部公布了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的“铁规”，Uber玩起了“躲猫猫”游戏；由于部分地区聘用“黑车”司机甚至发生恶性事件，Uber兼职司机的安全性问题一度备受质疑。雪上加霜的是，迅速通过模仿发展起来的易到、神州、滴滴专车等中国类似产品的前追后堵使得Uber举步维艰。

　　Uber并不是唯一在中国遇到瓶颈的“洋服务”。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初，首家落户的外商独资医院——来自德国的阿特蒙集团，直到一年后的今年4月，才有望将部分医疗服务纳入医保。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允许使用医保才真正意味着他们可以无顾虑地享受国外先进的医疗服务。值得肯定的是，尽管纳入医保的服务项目有限，速度也并非想象的那么快，但至少表明中国现行医疗体制正与国外先进医疗服务体系进行“磨合”，甚至愿意作出改变。

　　众多冲突的背后，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对“洋服务”敞开大门？如果把中国的开放按照时间发展做一个单一的线性解析，我们不难发现，随着货物贸易的出口，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外资企业会进入中国市场，从而产生技术外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水平，也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如果这同样适用于服务贸易，那么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蜂拥而至的“洋服务”也必将对原本薄弱的中国服务业形成倒逼。

　　回到“Uber事件”，模仿Uber模式的滴滴、快的、神州们，也非一味地通过砸钱占领市场：神州正在以更高的标准化服务满足愿意花大价钱的高端客户，而易到则瞄准了企业用户。

　　一位从易到转去Uber的司机告诉记者：“如果垄断多年的出租车行业服务不到位，又被人投诉，不如把市场让出来给服务更好的易到、优步们。”

　　向“洋服务”开放，倒逼“土服务”不断创新不断提升，对于百姓来说肯定是好事儿。这道理不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