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的年均超过10%的高速增长将进入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一增速应该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相对理想的增速，一方面因为按照规划，我国在2020年左右将实现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并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目标需要在“十三五”期间保持这一增速；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只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才能让相关利益群体在转型带来的利益调整中保持相对的平衡，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为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然之举，也是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外延式增长向集约型、内涵式增长的必由之路。但新市场的开辟、新要素的获取以及市场效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则更加直接。近年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自贸区”等区域性概念与规划的提出，加上配套政策的逐步出台、体制性障碍的制度性削减、“亚投行”等开发性金融支持的逐步到位，这些区域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动力之源。

　　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这些新的经济区域首先是一个新的市场范畴。就地理概念而言，这些区域原本存在，但新的区域经济带概念的提出，将其在规划上催生为一个具有某一特定特征或者同一主导产业领域的统一市场。为此达成统一市场的目标，必然在市场体系、交易便利性等方面从硬件和软件上都将进行较大的提升，由此引发贸易与投资的大幅增长，这些新的需求使得潜在资源和闲置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发挥效能，进而推动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这样一个新的市场增量就开辟出来了。市场的扩大自然带来要素配置范围的扩大和配置效率的提升，自然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发展经济学上的增长极理论对此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而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围绕着某一领域或者某一产业，在市场的牵动下形成了更具有发展优势的城市带和经济带，如北美的五大湖经济带、硅谷高科技产业区、日本的濑户内海经济带、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带等。而目前我国这些区域性概念与规划的提出也必将形成新的区域性市场需求，发掘出潜在的生产要素，进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带。

　　第二，新经济区域的发展将会推动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带的形成是市场推动和市场选择的结果，政府及政府间的合作与协调只是其中的推动因素之一。市场力量推动的产业聚集必然是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和市场交易成本节省的结果，而产业聚集引发的行业内交流的便利与频繁又推动了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快速推广应用，反过来又提升了区域内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提升了区域经济竞争力，进一步吸引了相关要素与资源的聚集并推动区域经济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这便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质内容。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必然推动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这是发展经济学上的所说的增长极理论的另一个维度。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自贸区”等规划，试图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国际化红利逐步消退、改革红利衰减带来的传统增长方式乏力的新常态下，以升级版的改革开放来扩大市场、提升效率，释放新一轮的制度红利，推动新常态下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坊间对此的解读未必准确，却也非常直观地反映了相关规划的诉求：把更多优质的生产能力，通过“一带一路”释放到国外去；把如饥似渴的消费能力，通过“自贸区”回吸到国内来；把无处可用的外汇储备，通过“亚投行”投资到同盟国去。

　　如此一来，生产、消费与投资皆可获得新的增长空间，经济增长便是水到渠成之事，至少为保证未来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可提升空间。为此，打破行政藩篱，破除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加强政府间协调，以政府之手对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进行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的系统性支持，是促进以上所规划的经济带尽快形成并提升产业聚集度，形成区域经济竞争力，打造经济增长极的应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