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历史，决定如何选择未来。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这段历史如何解释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选择。

　　在《超常增长》一书中，史正富先生将中国的超常规增长与西方的常规增长进行比较，并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由来进行了解释。根据他的研究，中国之所以能够出现超越常规发展，是因为中国形成了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差异的新制度类型。该制度包含了一个战略性中央政府、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以及竞争性的企业系统，这种三维架构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将来人类制度文明的进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因而既有中国意义，也有世界意义。

　　在这种制度下，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总揽全局，把握发展和稳定的平衡；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官僚主义障碍；而企业则着力创新，谋取发展，这样就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企业的创新活力结合了起来，三者分工明确，相融互动，进而产生超常的经济发展动力，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和谐。

　　正因为这一中国特色制度的存在，使中国在增长速度和经济周期方面的表现与众不同：中国不仅经济增长迅速，而且波动很小。当然，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波动的幅度过大，必然会拉低同时段的平均增长率。

　　在这一制度中，地方政府作为沟通国家与企业的桥梁，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地方政府为促进发展，除了对地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外，还为企业提供一整套投资激励安排，诸如地价优惠、财政补贴等。除上述举措外，地方政府也会向引进企业提供配套的股本支持或金融支持，对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却缺少资金的高新技术企业，地方政府通常会主动帮助企业进行融资，帮助安排银行对接，促进企业获得金融贷款。有时，地方政府还会作为劣后受益人直接进行股权投资，用承担大部分风险的态度吸引外部投资者；也有时，在企业创立初期、风险较高、前途不明朗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提供部分投资资金，待企业发展成熟后再转让股权，然后退出资金等待进入下一轮扶持企业发展的投资。

　　除此之外，部分地方政府还会协调组织企业，运用综合性优惠措施引进高级人才，甚至帮助企业组织关键原料，开拓市场，处理经济纠纷等，所有这些行为都降低了企业项目投资的成本。

　　从了解到的部分案例来看，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在企业总投资中的占比差距较大，从较低的10%到较高的30%不一而同，个别企业甚至可以从政府获得初始投资所需的大部分资金。总之，中国企业创业投资成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地方政府给予的投资激励，因此，中国企业的投资成本显著低于常规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投资成本，这会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收益和投资规模。

　　除了投资成本低之外，中国企业的交易费用也明显低于西方国家，这得益于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的综合性支持服务。比如，当企业上项目需要土地时，不需要依靠律师与众多的土地所有者逐一讨价还价，而是依靠政府征地变成熟地后交由企业使用。再比如，当企业建设资金不足时，当地政府可能会减免企业买地费用；企业在创立初期，缺少信用记录而无法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政府又会召集银企合作协调会，由政府向银行推荐企业，或是政府安排提供贷款担保；企业发展需要人才提升时，政府则会利用机构和渠道优势帮助企业招募人才，并提供诸如个人所得税减免、住房补贴、子女就学等优惠政策吸引人才。还比如，当企业遇到不测，比如技术失窃或资金被骗时，企业常常等不起依法律程序旷日持久的诉讼，往往还是政府介入，直接动用相关执法和司法手段，促成事件尽快解决；企业遇到劳动纠纷，通常也不是走法律诉讼程序，而往往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出面参与协调。总之，几乎在企业管理职能的各个方面，举凡行政、人事、资金融通、法律事务甚至产品开发和推销，政府都是作用显著的参与者。而在美国，这种交易费用则比例很高，而且不断增长，这从美国律师、审计、公关、咨询、评级等行业的巨大规模就可见一斑。

　　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同时具有反周期作用。经济不景气时，地方政府从维持本地经济发展的基角度考虑，往往与企业感同身受，有更强烈的解决经济危机的动机。一旦危机来临，中央、省级政府均会推出相应的激励政策，又由于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空间，使得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提出有特色的、因地制宜的解救方案。同时，各地方政府之间也可相互关注与借鉴。

　　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后，中国政府从南到北都有各种舒困措施和政策出台。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浙江首创的政府参与的特殊贷款项目，即政府部分出资，引导银行配套大部分资金，组成特殊的贷款包，向指定的企业进行贷款。在这个舒困贷款中，政府承诺，如果发生债务危机，将用政府配套资金首先承担坏账风险，这样就促使银行体系扩大了对受困企业的支持。

　　在西方，经济危机时，过剩产品常常遭到倾销或浪费，企业往往因产业投资项目报废损毁而毁于一旦。有学者统计，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美国家庭损失了5万亿美元；在2007年房地产崩盘时，损失约7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则可以避免这些，虽然总有人，包括政治家、学者宣称经济周期的终结，但每一次短视的喧嚣后不久，危机并没有如期而至。

　　尽管中国的三维市场经济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僚主义与官员腐败、以权经商官商通吃、环境污染等，但中国如果因此转向西方常规市场经济体制，依然解决不了中国经经济体制的现有问题。类似问题在西方大国同样存在，而在与中国有可比性的国家中则表现的更为严重。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行政审批和国企改革两大问题，书中也进行了国际比较。比如，一个企业投资发展、兴办项目要经过的部门核查、审批、协调，即使在法治健全的欧美国家，也常常旷日持久。在欧美发达国家，稍微复杂点的大型项目往往耗费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能开工，恰恰说明其效率低下。实际情况是，今天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显著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普通工业项目基本上一年内过关，即使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审批的重点项目（比如汽车和大型化工项目等）和大型基础设施工程也鲜有超过三五年的。中国每年开工的工厂、电站、港口、公路 、铁路、医院、学校、图书馆等难以计数，应该说是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在国企改革方面，国内一些学者在评价国有企业时往往将国有产权等同于效率低下，其实对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银行这类巨型企业而言，在产权制度上的对标企业只能是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联合利华、花旗等国际公司，这些企业产权制度的共同特点就是真实所有者缺位。他们的股东数以万计，最大股东持股不超过5%，持股量最大的前十名股东基本都是各类机构投资者，包括私人出资集合起来的投资基金、国家法规授权创立的退休养老基金、社会捐助形成的社会性公益与慈善基金等，这些也不是真正的资本所有者。相比之下，中国的央企在上市之后，虽然使得股东多元化，但仍存在控股股东，即国务院国资委，因此中国国企所有者缺位的情况并不比西方更严重。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中暴露的问题，只能在三维市场体制基本框架下实行渐进式的试错和持续改进才可以解决。具体说来，就是中国的改革应该是中国三维市场经济体制的组织、流程、预算、人事等功能性改革。用史正富先生的话说，中国改革的深水区是以组织变革、流程再造为主题的专业功能区，这将是中国第二次改革的重点。此次改革的革命性意义不如第一次改革，但是其复杂性、专业性和系统性却大大超过了第一次。第二次改革完成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体制会进一步显示出它相对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并从制度上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笔者认为，史正富先生的这些建言是科学的，也是合乎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