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过度沉湎细节，不能与时俱进，这可以看作日本人在错看中国上的“技术性”因素。如果要进一步从立场上分析，则必须指出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根源：日本人的华夷观念。

　　关于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伊藤一彦在《战后日本对中国印象的变迁》中指出，明治维新以前或可称为“敬仰期”，此后至二战则为“轻侮期”。但是他发现，即便在“敬仰期”内，也产生了极力否定中国文化影响的国粹主义观念，而在“轻侮期”里，“对中国古典热烈的崇拜”依旧存在。这个现象的根源，还是要到“华夷”观念上去寻求答案。前面已经谈到日本在对唐交往中的“华夷”观念的滥觞，事实上，在东亚引进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之前，国族认同基本上是以“华夷之辨”的形式存在的。对于中国，日本“华夷论”的极端会指其为“夷”，温和者虽承认中国也算“华”，但对日本不像中国频有“华夷变态”的危险而骄傲。中国的两宋时期，先是与“夷狄”的辽称兄弟，再向金称臣，最后为元所灭，在日本人看来就是一系列的“华夷变态”。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理解在日本对华态度的表象性变化背后，一以贯之的正是逐渐强化也愈发僵化的日本中心的“华夷”观。

　　《明诗综》中，录有日本使节答里麻的《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一诗，很有趣也值得分析。该诗云：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银瓮蒭清酒，金刀脍紫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首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日本对自己才是“华”文明保有者的自信。然而，洪武帝本来就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日使的这番表白当然会令他“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梁章钜《日本》。但洪武帝欲征日的说法或言过其实，参见前述）。以此观之，日本以自我为中心的华夷观念已经非常顽固，竟至不顾明帝国截然不同于蒙元政权的汉人王朝性质。

　　明清陵替，对日本的“华夷”观念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不能忽略流亡日本的明移民朱舜水等人的影响）。学者山鹿素行的思想变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早年原本推崇中国文化，称“汉土之所以称中国，是居天地之中”，中国“圣人君子世兴，仁义忠孝之说行”。但在43岁那年，他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对中国改持贬抑。那年是1665年，南明永历帝在两年前遇害，尽管台湾郑氏仍用其年号，但明朝已经彻底覆亡。山鹿素行的突变，应当不只是一个巧合。在批判中国的同时，他把日本称为“苇原中国”，并强调“人有华夷”，日本应是四夷来朝的“神国”。山鹿所代表的由“华夷”进而“神国”的观念，对日后的影响甚巨。（参见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黄俊杰的《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的转化》中除了山鹿之外，还提到了浅见炯斋。他提出“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中国由最初的地理性概念，变成了饱含文化优越象征意味的政治概念。黄文引用《战国策·赵策》一段关于“中国”的表述最为详尽：“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依此逻辑，不论地理所在，一个确信自己“知《春秋》之道”的国家就可以自称中国。

　　（本文摘自《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