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瞿长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稳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家庭农场87.7万家、农民合作社126.7万家、龙头企业12万多家。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3.8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8.8%，比2008年底提高20个百分点

　　湖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局长王罗方说，今年春耕湖南农机专业合作社经营面积又扩大了。这些年，以各种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民”牵头的土地规模种植面积逐年增长，使“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等农业现实难题开始逐步化解。不过，现阶段影响新农民进入、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因素还有很多，需要脚踏实地、有针对性地探索解“扣”。

　　“适度规模”既是利益保障，也是可持续平衡点

　　土地规模经营是吸引新农民的关键要素。湖北公安县陆兴村37岁的种植大户严定军说，他回家种地，就是看好规模效益。“没有规模经营，我不会种地。”不过，规模经营究竟多大规模合适？是多多益善，还是因地制宜？不同地区面临不同选择。

　　湖南浏阳市芦塘村47岁的种粮大户于继平租了200多亩地，一年两季，每年收入20万元左右。他认为这一规模比较好，再多，租地难，风险大；再小，收入不划算。他算了账，一个人种二三十亩水稻，比打工强，一个家庭农场三四口人，种200亩地，收入很靠谱。但如果没有规模，只种几亩承包地，就得去打工，不然难以养活自己。在江苏、湖北等相似的水稻产区，大户们认为合适的家庭农场规模，大抵在200亩至500亩。

　　小麦产区的规模相应大一些，但没有统一标准。在安徽省，潜山县农委主任余本杰说，大户规模2000亩以内为宜；宿州市淮河农机联合体董事长李清武说，最好在200至500亩之间；潜山县路口村种植大户朱明亮认为，1000亩合适。在河南、河北、黑龙江、吉林等地，尽管有几千亩甚至更大规模的种植户，但总体上都认可适度规模，大的2000亩即可，小的三五百亩足矣。一些地广人稀或者一年一熟区域，规模会大一些。

　　为什么要适度规模？湖南浏阳市永和村烤烟合作社理事长刘福瑞看得很明白。他说，以前当地1800多户种烟，后来减少到400多户，如果让合作社来种，只要四五户就能种好，“可那是不行的，大家都要吃饭，只能适度规模”。

　　“大家都要吃饭”，话简单，道理实在。四川广汉市农业局总农艺师王少华说，现在多数农户还是以土地收入为重要来源，或者以土地作为基本保障，没地不行。而且对大户来说，规模越大，压力越大、风险越大。山东汶上县泉家乐家庭农场主完颜文利租了1600亩地，租金负担不说，管理负担也大。刚开始雇人种地，“磨洋工”的不少。安徽宿州市葛林村修春农场主雷修春说，规模越大，越怕天灾人祸，如果头一、二年歉收，想“起水”就难了。

　　一边是普通农户，一边是规模经营，怎么办？一些地方探索了规模经营的不同形式。江苏的四方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搞全程托管经营，近2万亩地，但直接流转的才600亩。36岁的理事长仝新先说，规模化不一定非得流转土地，托管经营有规模、不租地、风险小。四川崇州市地少人多，探索出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3种主体，农户不必流转土地也能规模经营，收益还有保障。

　　“地租”以协商为主，但并非越高越好

　　土地流转，租金怎么定？江西南昌县朱坊村朱上京租了本村280亩地，他直接与村民谈，租金每亩350元，比周边低。老朱说，村里做生意的人多，不在乎这点租金。湖南浏阳市水山村大户颜晓明说，他按每亩500斤稻谷付租金，今年租金上涨，但高于600斤稻谷他就不租了。

　　租金有高有低，基本是协商的结果。在湖北、湖南、江西等水稻产区，人均面积不大，大户与村民直接协商的多；在山东、安徽、河北等小麦产区，人均面积大些，通过村委会或乡镇协商的多，租金也通过村委会或乡镇专门账户转给农户。安徽宿州市埇桥区农委副主任马刚说，这样更规范，更保险，双方放心。从各地来看，因为租金协商不下导致流转“流产”的现象很少。

　　租金高低取决于当地实际。山东汶上县完颜文利付的租金为山地700元、良田1000元。“这个租金高了点。”他说。与他相邻的安徽宿州市大户雷修春说，2007年每亩租金700元，“现在900元还得是现金”。四川广汉市乌木村大户黄明水把全村1000多亩地租了，每亩600元，有的村每亩700斤稻谷。浙江绩溪县胡村因为电商“聚划算”落地，每亩租金800元。甘肃高台县五一村租金350元。

　　租金从300元、500元到700元、1000元区间的比较多。小麦产区人均面积大，村民更在意，租金相对高一些；水稻产区除东北外人均面积小，租金反而低一些。此外，租金高低与种植产品、租地人身份也有关。种植蔬菜、苗木，租金高；公司租地，租金更高。安徽宿州市十里村的陈民巨开公司建农业观光园，每亩租金1200元。

　　租金保障了农民利益，也推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那么，租金是不是越高越好？湖北监利县新红村大户赵又平说，他1998年租了村里600亩湖田，2010年才挣钱。“幸好当时租金低，不然就惨了。”湖北武穴市吴文村大户孙发旺说，租金并不是越高越好，低了村民受损，高了大户受不了，只能搞非粮化，或者非农化，这又会推动租金走高，最后受伤害的是规模经营。

　　这话很在理。从经营来看，粮食大户每亩纯收入600元、700元的居多，高的1000元、1200元左右，低的300元左右。但由于农资成本、人工成本、机械成本和租金成本不断上升，规模效益出现了“瓶颈”制约。江苏洪泽县滨河村大户赵可宝说，一个200亩的家庭农场，年收入低于10万元就没有积极性了。中国农大教授何秀权认为，租金必须尊重农民意愿，但并非越高越好，从长远发展看，应有一定限制，要适度。

　　“权证”是根本保证，如何推进还得下功夫

　　土地流转的基本前提，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安徽绩溪县农委主任周道清说，税费改革前农民不在意承包地，“抛荒地”不少，现在土地要确权，不拿到权证还不愿把地租出去了。

　　“权证”让农民吃了定心丸，土地流转更顺畅平稳。不过，确权过程中一些普遍性问题还要实事求是地探索。湖北省正开展确权试点，监利县农业局副局长李诗信说，从摸底看，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家庭登记地块比实际面积要小。比如原来是6亩，实际是8亩甚至更大，有的开垦“四荒地”面积不小。还有，确权后增人、减人要不要调地？这些都是问题。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山东汶上县唐庄村已完成确权颁证，37岁的村党支部书记王立涛说，村里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基本没有矛盾。对各家多出来的三五分地，是谁的登记给谁；对开荒多出来的地，使用权归开荒人，所有权归村集体，平时开荒人自己使用，但如果把地流转出去，流转费用就要归村集体。唐庄村以前村集体机动地50亩，确权颁证后，机动地增加到65亩。在其他地方，有的经村民同意，开荒多出来的地按一定比例给原承包户，剩余部分作为村集体机动地，或者作为新增人口分配数量。

　　安徽潜山县大户朱明亮说，村里有一块上千亩的地，土地整理后原来的田埂没了，他整体租下来，只能给村民确权确地，但不能确定原来的土地“四至”，村民都认可。总体上，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各地既有大体相似的做法，也有“一村一策”的做法。不过，江西安义县观察村京能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熊北林认为，土地确权是大事，对一些普遍性问题，要有相应的指导性意见，防止走偏。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说，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从2009年开始试点，选了8个村，2010年、2011年、2012年试点50个县，2013年105个县，2014年安徽、山东和四川三地整省试点，2015年扩大湖南、湖北、江西等9省整省试点和其他省份部分地区试点，迄今有1988个县开展确权颁证。“逐步试点，就是要按照保持稳定、依法规范、民主协商、因地制宜的原则，首先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