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翰露

　　城市的增长有极限吗？

　　驱车在上海的各条高架快速路上，数十年来的发展成果清晰可见：市区内高楼密布，摩肩接踵，可用空地越来越少。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今天，城市建设也随之进入新的局面。2014年5月6日召开的市第六次规划土地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上海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规模要实现“负增长”。

　　“负增长”，如何实现？“负增长”，就意味着城市建设的停滞乃至倒退吗？日前，在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召开的“上海城市设计座谈会”上，来自高校、事务所和企业的建筑师设计师们，围绕这个话题，带来了一个对普通人而言略显陌生的概念：“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关注公共空间，更关注公共空间中的“人”，是从人的角度对建筑、道路、公共空间的综合安排。因此，在空间有限、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中，城市设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换言之，尽管建设用地要实现“负增长”，但通过合理有效的城市设计，仍然可以实现包括环境、空间、历史风貌等在内的城市品质的提升。

　　好的城市设计，不仅能让上海更宜居、更美好，也将使上海成为全国城市的“模板”。上海，应当继续为中国城市的发展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庄少勤。

　　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上海的“城市设计”？

　　庄少勤（以下简称庄）：上海已经全面进入更加注重“品质”的时代。无论从上海城市自身转型发展的态势，还是从当前中央对城市规划建设工作的要求来看，上海都必须比以往更加注重城市品质，并且应当为中国城市发展有所贡献、有所作为。

　　当前，上海资源环境发展紧约束，不能继续强调“量”的扩张，而应当对标国际一流城市，从优化城市功能和结构着手，更加突出“质”的提升。中央一直希望上海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市委、市政府也明确提出上海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规模要实现“负增长”，这些，都意味着上海未来城市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品质。

　　记：上海城市设计中，最重要是什么？

　　庄：2040年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不再把经济发展作为最主要的目标，而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今后的城市是人才集聚的中心，上海城市转型发展必须依靠提升城市品质和文化竞争力、吸引和留住人才。因此，上海城市设计的核心就是：如何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让人们感觉这是一个美好的城市，而不仅仅是塑造城市的风貌形态。

　　记：政府在城市设计中扮演什么角色？

　　庄：与过去的城市规划不同，城市设计仅仅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共同努力，需要每一个设计师、每一个开发商都发挥作用。政府主要是“守住底线”、制定规则，不应当干预过多。

　　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仍旧沿用传统的规划管理方法，城市的活力和品质就难以提升。

　　记：这一轮的城市设计中，上海有什么具体措施？

　　庄：一是上海成立了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将通过这一专门机构全面推进上海城市设计工作。二是开展“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活动。三是重塑法律规则，转变政府角色。四是发挥“城市设计联盟”的平台作用，近期可能就此对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进行改造。五是进一步完善“地区规划师”制度，促进区域规划评估与有机更新。六是进一步提升规划教育水平。

　　这里着重讲一下“空间艺术季”活动。这个活动计划两年开展一届，但与以往开展的“双年展”相比，活动存在两个特点。一方面，“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空间”指的是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空间，目的是展现如何通过设计改善市民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和城市空间品质，现场效果比“双年展”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公共空间展示会比室内展示更加开放与多元。

　　观点精粹

　　李翔宁：办公楼脚下的艺术空间

　　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的关系非常紧密。在美国纽约，良好的工作机制使公共艺术非常发达，许多办公楼门前都有公共艺术，包括雕塑、景观都结合得很好。美国的办公楼很多都是“密斯式”的方盒子，但是接近地面的城市空间非常舒适，而且有公共艺术作品来吸引人，同时成为非常好的识别系统。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策展人）

　　张宇星：让公共空间变为“自空间”

　　像“纸媒体”转为“自媒体”一样，让城市公共空间从“高大上”变成“自空间”是全球趋势。所谓“自空间”，就是公共空间进入社区，成为公众自己活动的场所。在深圳，“双年展”平台已建设十年，成为市民高度关注和乐于参与的活动；“趣城计划”则旨在将城市消极空间转化为城市积极空间，以“项目库+开发商”模式推进，邀请市民积极参与，形成社会合力。

　　（深圳市规土委城市设计处处长）

　　张海涛：打开围墙内的底层空间

　　开发过程中，规则政策的制定、持续管理与城市空间的塑造关系密切。现实中，城市公共空间被严重压缩，公共空间呈割裂状态，尤其是“围墙文化”的影响较大。规划公共政策，可以通过利益驱动这一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改变城市形象。借鉴新加坡“公共空间奖励”的经验，鼓励项目开发时留出地面空间，同时在空间上奖励相应面积，从而在底层界面打开、联通公共空间。

　　（万科上海地区总建筑师）

　　柳亦春：“在地性”和“现代性”结合

　　优秀建筑是“在地性”和“现代性”的结合。所谓“在地性”，与地方的历史人文、气候地理和现实条件有关，是建筑“落地生根”的重要因素。上海前些年的“平改坡”工程，符合上海的地方气候，就是“在地性”很好的体现。“现代性”则是社会理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包含当代技术发展，也包含当代文化对人与人、人与城市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

　　（上海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建筑师）

　　城市案例

　　武康路综合整治

　　全长1170米的武康路两旁，坐落着14处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优秀历史建筑及37处保留历史建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符合老房子和街区环境的风貌开始褪色。2009年，徐汇区开始对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进行复原性维修和综合整治。

　　武康路综合整治工程明确了规划对实施工作进行技术指导的方法：风貌保护道路规划应提出针对各相关管理部门的整治内容，形成实施项目建议清单；进而针对不同类型项目采用不同技术引导办法，避免实施单位将改善民生、解决问题的工作都按照形象工程来处理，或者过度设计。

　　比如，整治并不局限于标志性的历史建筑，而是统筹考虑了整个街区的各类元素。大量坐落在各保护建筑之间的住宅，经过“整容”，风格得以统一；整条马路的道板、路灯、绿化、围墙等与老建筑共生的街区“配件”也得到修复。再如，武康路400弄附近有幢西班牙式老房子的围墙是后来砌的，风格和原先的完全不一样，这次修复，将围墙重新复原为鹅黄色西班牙式样。

　　纽约高线重生

　　纽约高线公园（High Line Park）是一系列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西侧的线形空中花园。高线，原来是1930年修建的一条连接肉类加工区和三十四街的哈德逊港口的铁路货运专用线，后于1980年功成身退，一度面临拆迁危险。1999年，非营利组织“High Line之友”（FHL）成立，倡导保存高线，并再利用作为公共开放空间。2002年3月，FHL的这一设想得到了纽约市议会的支持，经过评估，FHL设计的工程所创造的公共空间税收收入将大于建筑成本。此后，纽约市出台方案，要求城市规划充分保护和利用高线铁路，“重建高线”也开始面向世界征求方案。

　　2003年7月，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宣布将投入财政资金修复高线；公园的三期工程一直进行到2014年。原本面临拆迁的高线存活下来，并建成了独具特色的空中花园走廊，为纽约赢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成为国际设计和旧物重建的典范。

　　专家开讲

　　明确城市设计法律地位

　　曹嘉明/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

　　好的建筑与它所在地域的关系密不可分，与周边建筑应有对话，或为协调或为对比，应犹如生长而出，而绝不可放之四海均可之。

　　我在上海建筑设计界工作30余年，对于城市设计的意义理解不断加深。目前，城市规划法规系列中缺失城市设计环节，城市设计没有法律地位，但是我们在城市建设中体会到，从详细规划到具体项目设计的过程中，城市设计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建议进一步明确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要以城市设计引导建筑设计。

　　确定城市设计法律地位后，建议规范城市设计文件编制方法，研究制定相应的标准，注重前瞻性，完整性与可操作性。它应包括城市空间（包括地下空间）规划、城市功能布局、城市文脉传承、公共空间与景观设计以及单体建筑与城市的交融。

　　同时，应该加强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彼此的支持与良性互动。过去，设计项目多偏重本体需求，而忽视城市整体设计。但好的建筑与它所在地域的关系密不可分，与周边建筑应有对话，或为协调或为对比，应犹如生长而出，而绝不可放之四海均可之。

　　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徐家汇地区建设中，大千美食林占据了肇嘉浜路与漕溪北路最重要的转角位置，在以后设计美罗城时就很被动。在东方商厦设计时，由于市政规划滞后，建筑设计时无法知道地铁接口。如有城市设计，这些问题就能避免。这次西亚宾馆的改造，二层空间开放和城市连廊一体的设计，就反映了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的互动。

　　城市设计的尺度与形成空间的序列也非常重要。在上海，有不少新建建筑不顾周边关系，野蛮“雄踞”在那里，对街道和区域造成的压迫感是很大的。城市设计还要注意细部的尺度关系，尤其是大型项目，细部尺度与周边的关系需要深入推敲，处理不好就会断裂城市发展历史的延续。

　　在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要体现“文化性、地域性、时代性”，要扎根于自身文化。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适用，经济，美观”的方针指导了我们城市建设几十年，今天国家经济发展了，我们也不能不顾功能、不顾科学地去追求“高大上”的形式，关注点还是应该回到“民生问题”上来，从“权贵建筑”走向“公民建筑”。

　　好的城市设计是让设计消失

　　刘鸿志/AECOM亚太区高级副总裁

　　现代城市中，更应该具备公共空间的一张图，创造属于人的领域，让市民在合法情况下自由活动。

　　城市设计是通过城市空间与形态去创造机制，用以应对、解决城市问题，并引导城市发展的技术学科，不应只强调控制与规范。它又是一个多专业、跨界的学科，在衔接规划与建筑的实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城市设计在专业上进行定位很难，它在城市管理中工具性极强、影响力极大，但法定地位却很模糊。在现有的城市规划体制之下，可行的方法是在工作路径中找到可运用空间与窗口，将城市设计植入到城市发展里从规划到建筑管理的整个过程。

　　城市设计的游戏规则中，最直接、简便的“筹码”是公共空间，包括街道、广场、市政设施、地铁等。早在诺里的罗马地图，就已经将道路与教堂内部空间画在一起，有了完整的公共空间的概念。现代城市中，更应该具备公共空间的一张图，创造属于人的领域，让市民在合法情况下自由活动。

　　城市设计容易走进一些误区。一是将城市设计限定于规划、建筑等形态化设计。二是停留在理念层面，缺乏执行进深，项目建设以工程可研为主导；三是以控制性思维执行，以规范为成果，缺乏机制对城市活力的引导。

　　城市设计应跳脱纯形态，工程可研和控制性思维的形式窠臼，而是以驱动性为主，这样就不会牺牲城市的活力。可以运用“城市设计导则”来支持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导则的制定应该是minimal（最少而关键的）。比如，最基本的导则要素是促进市民健康、城市安全。

　　城市设计是多学科交融的专业。通过共同投入，鼓励城市设计教育，让市民了解“好的城市设计”的概念：让设计消失，更好的生活才是设计作品。

　　数字时代，重新思考城市设计

　　袁烽/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数字设计研究中心负责人

　　城市设计能提供的，不仅仅是红线内部的规划。气候、能源、健康、安全等问题，都可以成为未来“城市设计”的发展目标。

　　“数字时代”背景下，城市设计需要新思路。上海经历了过去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今天应该思考如何向世界输出“有观念的城市空间策略”。数字时代，应该进入以“网络基础设施”为背景的全新的社会架构，这是一种非“法规化”、“指标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运行机制。

　　如今，人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大数据、物联网等，城市物理空间的要求也在改变。比如，随着网购增加，未来社区非常需要“物流亭”，新能源的广泛使用，则会出现“电动车充电站”。这些“城市插座”，可以建立起全新意义的城市架构体，像当年法国总统蓬皮杜建立的巴黎“街道家具系统”一样，改变未来上海的城市面貌。

　　上海未来城市设计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提高城市空间品质”。城市设计能提供的，不仅仅是红线内部的规划，它包括街道、绿化、市政等所有问题的整合系统。气候、能源、健康、安全等问题，都可以成为未来“城市设计”的发展目标。比如，现在的“PM2.5观测站”可以统计城市空气质量，但未来，这些数据不仅仅是瞬时状态的体现，还可以用来预测、改善城市核心区PM2.5的分布。这就是全新意义上的系统化的“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与空间运作需要多平台的跨界协同。我们应当整合全世界的知识资源，也应与国际、国内各种组织机构合作。“城市设计”还可以作为社区活动、城市艺术以及市民活动的整合手段，在政府部门、学界、专业建筑师之间形成合理的融通与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