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在吴波部长身边工作了四年，让我有机会走进他的生活，接近他、了解他。老部长给人的印象，既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人，也是一位能够感化人的思想、洗礼人的灵魂的良师。大家都尊敬地称他“吴老”。

　　那是1990年9月的一天，领导找我谈话，正式委派我做吴老的秘书。那时的吴老已离休多年，赋闲在家。意想不到的是，此后发生的一切，会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深刻的影响。

　　西单大酱坊胡同20号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四合院，周围是大片老百姓居住的低矮平房，吴老已在这里住了整整40年。推开锈迹斑斑的朱红色大门，头道院的两间房住着老蔡师傅（吴老司机）老老小小一大家人。走过狭窄的过道，跨过一道小门，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我楞住了。庭院内的铺地青砖大部分已经破损，地面凹凸不平。北房和东西厢房也已年久失修，老式的窗扇和屋门还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那走了形的模样，窗棱上的油漆大部分脱落，屋顶上也长出了一簇簇荒草。这难道就是共和国财政部长的家？后来听其他秘书介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财政部几任部领导都曾多次劝说吴老把房子好好整修一下，连修房子的水泥、砂石都给运到了门口，但吴老总是摆摆手说，现在国家财政很困难，花钱修缮大可不必，把裂缝补一补就行了。事情就这样拖下来，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吴老的屋子很干净，但家里的陈设却异常简陋。北房的堂屋用作会客厅，屋内放着一长两短三个旧沙发，两只旧藤椅。靠北墙是一组老式书柜，据说在1998年想处理掉这组书柜时，连收废品的都不要。客厅里唯一称得上“新”物件的是一幅条幅，上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陈云同志送给吴老的礼物。

　　堂屋东侧是吴老和夫人的寝室，里面除了一张旧得不能再旧的双人床，就是一张老式写字台，上面除了笔筒、台灯，就是一部红色保密电话，这是中央专门配属给各部委主要领导的专用电话，它可以帮助吴老随时与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省（市）主要领导通话——这是吴老家中唯一区别于寻常百姓家的地方了。

　　吴老是安徽人，每天睡觉前总要洗个澡，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水里打个滚才能睡踏实”。但他用的澡盆却一直是那个上世纪50年代出品的铁制浴盆，由于使用的年头长了，边沿上的搪瓷都片片脱落了。部里早就张罗着给他换个新的，他就是不同意，反复说：“我现在是个吃白饭的闲人，不能再为这个花公家的钱。”每次洗完澡后，吴老总是嘱咐身边的人，把水倒进旁边的两个水桶里，留着冲厕所用。厨房洗菜的水要留着浇花，随便倒掉是要受批评的。“北京缺水呀，要节约用水才行。”吴老经常这么说。

　　吴老的穿着非常朴素，正如那句老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外衣褪色、内衣“毛边”，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一天，吴老忽然对我说：“王秘书，帮我做一身中山装吧，要快一点。”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莫名其妙地站在那儿发愣。吴老笑了笑，顺手递给我一封信。信是谢老（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同志写来的，她邀请吴老去钓鱼台国宾馆参加“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我恍然大悟，赶忙打电话，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前来，为吴老量身定做了一身新衣服。这是我在他身边四年来遇到的一件新鲜事——唯一一次吴老主动提出为自己置办新装。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吴老每天的食谱却十分普通，用粗茶淡饭来形容也不为过——早上是一碗稀饭、一个小馒头、一个鸡蛋，一点咸菜，外加一杯酸奶；中午是一碗米饭、两盘小菜也是肉丝炒青菜，吃剩的饭菜要留好，等晚上热热再吃。由于房子的内墙皮大部分脱落了，做饭时蒸汽一熏，棚顶上的白灰飘落下来，有时就落进了饭碗里，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吴老总是淡淡一笑了之。

　　吴老的言传身教也让我的家人受益匪浅。那时，我收入不高，日常开支再加上孩子的学费等开销，经济压力比较大，时常因为需要添这个、买那个的琐事发生一些不愉快。一天，我把家人带到了吴老家，回来的路上，爱人说：“与吴老比起来，我真感到挺知足的。”

　　还有一件令我头疼的事，那就是每逢过年过节，部里总要买一些食品之类的东西慰问老干部。每当我提着东西走进屋门，吴老就会收起笑容，一脸严肃地问我，东西是哪儿来的？当他知道是部里发的慰问品时，就说：“噢，这是要付钱的。”并立刻让邸老（吴老夫人）拿出钱来，让我交上去。我无奈地说，这个钱部里无法入账啊。但吴老寸步不让，口气坚决地说：那就把东西退回去吧。从那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背着吴老，把东西悄悄地交给鞠奶奶（吴老家的老保姆），并请她保守秘密。

　　吴老紧衣缩食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却经常给生活有困难的老战友和贫困的乡亲寄钱，还多次给希望工程捐款，尽其所能表达他的爱心。在我之前担任吴老秘书的几位同志已悄悄记下一份长长的名单，那是他多年接济困难同志和亲友情况的实录。上世纪60年代中期，曾经在吴老身边工作过的一位司机师傅，孩子得了病，没钱交医药费。得知此事后，吴老立刻解囊相助，让秘书寄去100元钱。因为救治及时，孩子转危为安。事后，这一家人感激不尽，逢人便说，是吴部长给的救命钱，真不知道怎样报答他才好。

　　在吴老身边工作，常常会感到一种亲人般的关怀和温暖。吴老知道我们夫妻俩收入少、孩子小的情况，逢年过节或换季的时候，他就让邸老硬往我的书包里塞些钱，并小声告诉我，回去给孩子买点礼物吧。每到这时，我就会感到浑身发热，心砰砰直跳，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吴老对外人慷慨，对自己的孩子却不会这样大方。他的大儿子吴本宁曾亲口对我说：“父亲要求很严呦，我们有了事，可不敢向他开口，说了也白说。”有的秘书曾大胆地问吴老，别人都给孩子存钱，您也得给自己的孩子们存点钱吧？吴老说：“在延安时，我就确立了一个愿望：一生不留财产，也不给孩子们留存款、留遗产，这个不会变。孩子们要靠劳动养活自己，他们有能力过好生活。”

　　吴老在大酱坊胡同里的邻居大多都是平民百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居住条件比较紧张，一些人纷纷在路边盖起简易的棚子，用作厨房或储藏间，弄得本来就很狭窄的胡同变得越发拥挤不堪。每当吴老的汽车通过这里，汽车的倒车镜往往贴墙而过，开车经过要十分小心才行。久而久之，财政部的司机谁也不敢轻易开车去吴老家办事，生怕惹来麻烦。为此，老蔡师傅建议吴老向街道反映一下，动员群众把棚子拆掉。吴老摇摇头说，老百姓住房有困难、有难处，要多体谅他们。

　　吴老爱干净，除了每天洗澡，每半个月还要理一次发。我建议把部里的理发师傅接到家里来。吴老却说：“理发师傅是为大家服务的，单单为我一个人跑来跑去，不应该呀。”吴老就是这样，遇事总是先替别人着想。但当我们去部里理发时，几位正在开会的部领导听到吴老来部的消息，马上暂停开会，纷纷跑来看望吴老。吴老也感到很意外，脸上虽然带着微笑，却也流露出一丝不安。果然，在回来时他低声告诉我，还是请理发师傅到家里来吧，太影响部里的工作了。

　　吴老离休后很少出门，生活内容简单，甚至有些枯燥，每天除了听我读一读带来的文件，就是靠在躺椅上闭目养神。重要文件他会听得很仔细、很认真，却很少发问。除非重要段落，他才会提醒我再读一遍，然后又合上眼睛陷入深深的思考。吴老待人和善、礼貌。每当我做完一件事情，本来就是我的份内之事，他也要说一句谢谢，让人感到非常温暖。

　　吴老说话很少，但一旦做出了什么决定，就很难改变。为了丰富吴老的晚年生活，部领导曾多次劝他到外边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环境，都被吴老一一谢绝。一次，我看吴老高兴，趁机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吴老看着我，语气严肃地说：“到省里去，老同事、老朋友都要陪我，这样，会给地方的同志添许多麻烦，耽误人家的时间和工作，还是不去为好啊。”有一天，在大家的劝说下，吴老终于勉强同意到北京近郊大兴西瓜节去看看。临走时还一再叮嘱，不要惊动大兴的同志。不料，快到中午的时候，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我们被赶来的县领导围住了，他们费尽了口舌，吴老才同意留下吃午饭。饭后，吴老一直看着我交清了饭钱后，才让司机开车离开。

　　在我为吴老服务的四年中，他始终坚守三条原则不变：一是不给组织添麻烦。二是不为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特殊化。三是不宣传自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00年10月的一天，我接到吴威立同志（吴老的三儿子）的电话，要我去吴老家，一起研究老人立遗嘱的事。我的心一沉，深感此事重大，连忙放下电话，向吴老家赶去。果然，当我走进吴老的房间，就感到屋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吴老的儿子和儿媳都在，除我之外，还有老干部局的梁志义同志。大家神情严肃，屋里静得掉地上一根针也能听得见。那时的吴老刚刚出院不久，身体虚弱。他靠在躺椅上，不时抬头扫视着屋里的人们，目光坚毅又坦然，我理解老人此时此刻的想法，他在告诉大家，此事要办好。遗嘱的全文如下：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套单元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个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个单元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以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保留。

　　遗嘱下方有吴老的亲笔签名，我和梁志义同志被指定为见证人（签名），吴老的孩子们也都依次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大家都被这种庄严的气氛所震撼，无不肃然起敬，都为吴老的高风亮节、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所感动。

　　吴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他永远忠诚于党的宗旨，永远忠诚于党的信仰。

　　晚上，我回到家中，讲述着白天的所见所闻，家里人都为吴老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感叹不已。

　　我想起了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写下的那段话：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吴波同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作者系吴波同志原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