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甲午之战意味着东北亚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开始成为中国一个无法躲避的利益觑觎者，而中日关系也逐渐变为中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部分。留日的陈天华在《绝命书》中写到：“今日而欲与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鲜也；居今日而欲与日本相离，是欲亡东亚也。”但是，与其说如何处理对日关系让中国人感到迷惑，还不如说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前景的懵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军神尾大佐率代表团访华，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神尾对张称甲午战争“彼此俱误”，而在“西洋白人日炽”的形势下，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同教”，应该加强联络（《张文襄公全集》）。神尾的说辞带有明显的哄骗色彩，其意在于为在华继续扩张殖民权益营造遮掩的幌子。可是，此等谎言竟为张之洞所相信。一代名臣这般天真，实在可笑，究其原由应当还是对日本的无知。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提及，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仍蔑视日本为倭，将日语模糊地称为东文”。张之洞在轻蔑中夹杂推崇的复杂心态，可以视之为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主流看法。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盲目情绪混合一处，结果是无论轻蔑或推崇都全无理智可言。但张之洞的幼稚非其个人特例，清朝很多中国人都相信所谓“黄白种争”之论，并因此抱有中日合作的幻想。章太炎在1897年的《亚洲宜自为唇齿论》里，称中国可以依赖的国家惟有日本，甚至连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也被视为俄国压力下迫不得已的“自救”。此类观点一度颇为流行，上海《申报》刊登于1899年的一篇评论，还鼓吹与日本结盟，而日本未尝不为发动侵华战争感到忏悔，所以一定会接受中国的建议。（参见伍国《亚细亚的孤独者：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自我认同》）。以上诸般与虎谋皮的愚蠢观点，已经濒临滑稽的地步。但这种荒唐幻想的流毒很长，罗志田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文中以后来胡适的心路历程为例，点破了此一观点的可笑：日本人虽也主张“黄白种争”，却只是利用它来“为其征服中国正名”，因败弱的中国要在“黄白种争”中服从日本的领导。

　　一战爆发之后，以二十一条事件为标志，中日关系彻底结束了表面上较为和缓的时期，转而不断恶化。日本加强了对华的打压和干涉，而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仇恨则与日俱增。不过，对于凡和日本沾边便一味排斥反对的做法，戴季陶称之为“智识上的义和团”。这种情绪化的极端趋势，和日方互为促动，最终令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战争。（参见美国学者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

　　戴季陶的那本《日本论》，至今仍堪称研究日本的佳作，也得到了日本学界的重视好评。可问世近八十年来，中国人的类似著作尚未有与之媲美或超越者，更加凸显了中国对日本的误解、无知是何等根深蒂固。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在中国素以象征文化水准与社会良知闻名的媒体《南方周末》发行了纪念特刊，其开篇社论的第一句就是“日本在一千多年来属于中国的朝贡体系”，论者显然不具备对日本历史的基本掌握，却满怀民族主义的亢奋。此等谬论堂皇刊载于影响力甚巨的主流传媒，给受众带来的误导可想而知。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中，以最早直面西方的“新人”之一的王韬为例，指出他对日本自相矛盾的变化观点，时而赞美时而痛斥的反复，来自于中国人“一种赞赏、妒忌和鄙视等混在一起的复杂感情”，便产生了“既爱又恨的深刻矛盾感”。而究其原因，易惠莉对清士人在东北亚国际关系实情面前的精神状态的评语，仍旧是极为恰当的：“不能坦然面对”。这个评判之后一直到现在，还能普遍适用于中国人的对日看法，特别是在经历了残酷的八年全面战争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二十多年的外交隔绝之后，以及在今天自诩国力日渐强盛的社会氛围之下，“坦然面对”似乎愈发困难了。

　　（本文摘自《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