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投资者保护的形势如何？大量集团诉讼为何难以推进？3月13日，新京报记者专访了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

　　在他看来，国内资本市场在投资者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短板，而集团诉讼在实践当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与“维稳”等更加宏观的问题有关。

　　投资者利益保护是短板

　　新京报：你觉得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做得怎么样？

　　吴晓求：我们国家在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是一个短板。我国法律对投资者保护有一些规定，但有时候难以落到实处。

　　对于投资者的保护，首先要认定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的原因和形式，目前来看，内幕交易、虚假信息披露、操纵市场，以及欺诈上市等行为，都涉及损害投资者的权益。

　　现在法律上比较明确的，是虚假信息披露，这包括财务欺诈和财务信息遗漏等等，我们在欺诈上市的索赔方面做得也相对比较好，但内幕交易方面，相关证据会比较难获得。

　　尤其比较难的是集团诉讼。我国法律从一般意义上说，是支持集团诉讼的，但从实践上看，又是比较难的。

　　没有集团诉讼，投资者保护就是一句空话。毕竟有这些利益的损害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跟这家上市公司的所有投资者都有关系。

　　新京报：对于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些解决方案？

　　吴晓求：一些成熟市场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很多的，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一些办法。

　　在西方成熟市场国家，恶意欺诈现象比较少的，内幕交易也是相对比较少的，一方面，监管部门对这些行为的处罚非常严厉，另一方面，集团诉讼制度有很好的运转。

　　在我国，上市公司通过内幕交易、欺诈上市往往能获得巨大的收益，但判罚比其他金融类犯罪要轻得多，以前都是缓刑，现在才慢慢有实刑。

　　集团诉讼为何如此艰难

　　新京报：集团诉讼的艰难，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晓求：一是在诉讼主体的认定上，也就是哪些投资者有资格发起诉讼；二是跟诉讼有关的各类证据很难完整的拿到，第三，集团诉讼赔偿的数额也相对比较小，对上市公司难以起到威慑作用。

　　新京报：为什么集团诉讼在我国做不好？

　　吴晓求：中国的集团诉讼制度非常难以推行。除了技术性的问题之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跟维稳的关系。这就让集团诉讼受到一些更宏观的问题的制约。

　　但是，如果没有集团诉讼制度，投资者保护就难以落到实处。为什么成熟市场国家都能做，而我们却不能做，我不相信。

　　行政处罚不应是诉讼基本前提

　　新京报：有律师提出，将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作为诉讼的前置条件，这一点非常不合理，你怎么看？

　　吴晓求：我不认为行政处罚应该是诉讼的基本前提。没有处罚，就不能起诉，从法律的逻辑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新京报：有人提出，目前诉讼的管辖权都是在上市公司所在地，诉讼可能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你怎么看？

　　吴晓求：除非有明确的证据和理由，投资者才可以提出异地审理，但从目前来看不太容易，把所有案件都拿到北京和上海来办也不太现实。